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

田　平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南阳473061)

一、崇高的理想,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

司马迁生活在汉家盛世,亲自禀受了这个英雄时代的文化营养,他的胸中激荡着及时立功的浪漫主义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以孝之大者。”他有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继孔子后写第二部《春秋》,这在当时是一般常人不敢想象的崇高目标。因为在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临终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先父的遗命,司马迁铭记于心。

从此,他开始着手准备,广泛搜集资料,进行长达20年的漫游,这对他的事业与生命来说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北达长城内外的更多地方。他实地考察风土人情、物产经济、名胜古迹,从不盲目相信、沿袭旧说,纠正旧载传闻。如他在《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他在《河渠书》中,考察了黄河决口的有关史实,戳穿了汉代官僚们宣扬的“天人感应”的谎言,批判了他们不顾国计民生的罪行。司马迁这种“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的经历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少有的,广泛的游览和实地考察,为其日后撰写《史记》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游历使司马迁的人格更加成熟了,不仅锻炼了体质,更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承受险恶环境的勇气,也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形成了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

二、忍辱负重,发奋著述的精神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相距太远。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地著述《史记》时,不期而遇的灾难,飞落到司马迁的头上。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廷名将李陵率五千步卒北上,沿途所向披靡,斩杀数千匈奴骑兵,最终却因孤军深入而陷入重围,矢尽粮绝之后被迫违心降敌。消息传来,汉武帝大怒,立即召集群臣,廷议李陵罪状,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迎合武帝,纷纷罗致李陵的罪名。司马迁与李陵虽然平素没有交情,却深深敬佩李陵的为人,所以当司马迁见廷臣群起而口诛笔伐李陵时,便忿忿不平,故一经武帝垂问,即将自己对李陵投敌一事的态度和盘托出,说李陵“故能得人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武帝听罢,勃然大怒,说司马迁是在为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李广利,便将他关进了监狱。在阴冷潮湿的牢狱中,司马迁忍受着狱吏的啐骂,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失去自由与尊严的痛苦。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宫刑又名腐刑,是上古时代统治者从阉割牲畜那里受到启发后所发明的一种最不人道的肉刑,对于一般人来说已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更何况以慷慨之士自居的司马迁呢!他仰卧坐立,神思常常恍惚不定,想到自杀,可又顾惜自己的一身才气,更牵挂尚未完稿的《史记》。是为摆脱耻辱痛快地死,还是为写《史记》而苟且地活?他痛苦地思索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他从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异也”[1]。

司马迁以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慨顽强地站了起来,他要继续未竟的事业,“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摧残,“隐忍苟活”,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家之言”的崇高理想,用著书来洗刷掉自己所受的一切耻辱。

三、直面现实人生的救世精神

受宫刑对司马迁的打击是异常惨重的。但他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恩怨中不能自拔,而是从悲痛中奋起,实现了个体精神的自我超越。同时,司马迁能从自身的不幸中看到并体验到统治阶级集团的昏庸和腐败、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敢于直面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对国家前途深切关心的忧患意识。

太史公实事求是,以真为美的伟大人格,还表现在他敢于把批判锋芒直指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敢于驱散在刘邦头上的真龙天子的神圣光圈,还原他的凡人面目,在肯定刘邦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揭露其贪财好色、奸诈自私、小人得志的流氓无赖本性。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深邃的目光,看出汉家已经面临着能否维持统治地位的大问题,他深情地期待汉家改变弊政,他对汉武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时甚至是深刻的揭露。如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如实地详载了武帝求神君的活动,并予以揭露和鞭挞,突出地表现了他强烈的救世意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饱含着同情描述了手工业者、游民、下层知识分子、佃家、士兵等这些平民或接近平民的社会集团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落难和困厄。

司马迁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描述,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追求,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四、卓然独立、宁死不屈的人格精神

司马迁生活在黄老思想盛行的时代。司马迁年少时就师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尚书》,加之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又受其父《论六家要指》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道家及其他各家而又不受儒、道及其他各家的束缚。对儒家,他批判其束缚个性发展的保守性;对道家,他摒弃其消极处世的人生观,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性人格。

在儒家意识中,个体的人在精神上与群体对立,甚至起而反抗社会,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社会、群体对于他们是不可逾越的绝对权威。儒者对于君,即使是明知其昏,也只能或者疏远,或者死谏,而绝对不能叛;儒者对于世,即使身受其乱,也只能或者忧怨,或者退避,而绝对不能反。显然这是一种依赖性人格,依赖于社会、群体和外在权威。

司马迁则不同,当汉武帝要他对李陵败降事件表态时,他仗义执言。他认为信仰和良心远比生命重要,他不推诿责任,不顾及将要招致的危险,对李陵败降事件做了不同凡响的朝议,从而恪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尽管汉武帝可以迫害司马迁,可以对司马迁施加宫刑,可是他不能征服司马迁那高傲的心,不能玷污司马迁卓然独立的人格精神,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不屈服于强权专制的独立人格与儒家的妥协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想彻底改变对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表现出独立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型的中国封建社会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主观上怎样的反叛,终究逃脱不了人生的悲剧结局。司马迁在封建强权面前高扬人格的独立,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毕竟,强权政治的力量太强了,相形之下,他的力量太微弱、太单薄了。但是,这种反抗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意义、人格力量是崇高的、巨大的。在荣与辱、生与死的抉择之时,他选择了辱与生,并提出“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的异乎常人的荣辱观和生死观。以更大的热情,更顽强的意志振作起来,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最辉煌的目标,这种超越生死的大智大勇,正是司马迁独立人格的表现,也是祟高人格美的体现。

总之,司马迁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在他的悲剧中体现了崇高的人格精神魅力。对后世的文人、学者有着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他的《史记》被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是浸透着司马迁血泪的人生悲剧的绝唱,也是体现他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的一座丰碑。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信心了吗》中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就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司马迁的不畏艰险、忍辱负重、发奋著述、不畏强权专制、积极救世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不屈不挠、为理想而奋斗不止的光辉典范,光照日月,流芳千古。这正是我们探讨司马迁人格精神的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1]司马迁1史记[M]1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1

论柳永的俗词

刘　璐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柳永是北宋初期一位杰出的专业词人,他的词在雅俗结合的风格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一点,后人褒贬不一。多数论者只盯住柳词之俗,对其持鄙视、否定的态度。吴曾说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浮艳虚华之文”[1](P480);黄升称柳词“长于纤艳至此,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2];王灼说他“浅近卑俗”“声态可憎”[3]。因此,对柳永的俗词作一个重新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

柳永的俗词在内容上有独到之处。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俗词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在雅词中,诗人总将抒情女主人公写成抽象的、象征性的形象。她们多为一些深闺贵族女子,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她们举手投足都很有教养和风度,并从不违背伦理规范。她们性格温柔、文静并富有内涵,对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从不轻易表露于外。这一类形象渗透了“温柔敦厚”的文人传统习气,成为士大夫雅正的情思、高雅的美学情趣的主要艺术载体,成为伦理规范、审美理想的体现者。

而在柳词中,诗人把“高处不胜寒”的抒情主人公拉回了现实,揭开了掩盖女性情感、欲望的面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崭新的、充满鲜明个性的、敢爱敢恨的活生生的人物主体。这些青楼女子,她们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较轻,头脑中的清规戒律也较少。因此,她们一个个敢爱、敢怒、敢怨、敢说。她们不像深闺女子那样整日里带着面具,只会深深的思恋,暗暗的伤情,她们敢于执著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和自由,大胆地向所爱的人诉说自己挚热的感情,并表达出她们渴望从良以及希望与爱人长相厮守、成为夫妻的愿望,一改以往作品中的“水性杨花”“朝三暮四”的形象,如《迷仙引》中的:“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4](P22)而当其发现爱人情变时,她们不是只会乞求怜爱,而是表达出自己的相思、忧怨、愤怒,甚至对自己命运的不满。如柳永的《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

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

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

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4](P42)

词人直接将笔端伸向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以其自述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为她们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忧怨。这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主人公生动、真实、有血有肉,将雅词中那一个个使人仰视的典范变成为具有各自真实面目的具体的人,使我们感到真实、可信。

而且,过去的反映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写情思时,多含蓄蕴藉,或将情托与它物,或反托女子的口吻,如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远知何处”。这时情感的表达在真与切上都不十分直接。而在柳词中,柳永大胆地用男子的口吻来描写他对女子的思慕之情,使自己真切的情感,一吐为快,毫不避嫌地描述男主人公的思恋心态。如他在《集贤宾》中,那种对待歌妓的感情很是感人: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

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

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忄宗。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