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产业能否顺利转移还取决于中西部地区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不能让交易成本吞噬了工资成本低廉所得的红利。

2.工业增长：中部凸起。就全国总体看，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普遍有所回落，不过各地区表现差异比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增幅回落最大，而欠发达地区工业增加值增幅回落相对小一些。西部、东北地区仍与全国水平有一定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三大经济圈的工业增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经济集聚化程度提高，区域发展主导力量增强。由于集聚经济效益的驱使，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化程度还将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向城市群或大都市圈集中的趋势增强。这一方面会形成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了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拉动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增长极。新时期推进城镇化，将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核心，更好地带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同时，加强对发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规划，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根据现有发展基础和“四大板块”发展规划，我国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带)主要有：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京津冀城市圈、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带、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城市圈、关中城市带、环北部湾城市群。这些大城市圈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加快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更重要的是大城市圈将成为我国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基地，并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本垒”。

4.对外贸易：东北、西部外贸比重略有提升。东、中、西部出口增幅均比较高，其中东北地区增幅最高，其次为西部，均高于全国水平，东部中部，增幅低于全国水平。从进口格局看，进口比东中西部均出现上升，中部进口增幅最高。从贸易顺差看，只有首都经济圈是逆差，其他区域均有比较大的顺差。东北、西部外贸比重略有提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显端倪，区域合作联动互进、共同发展

中央提出的“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以及“统筹区域发展”等指导思想，为制定区域合作政策、创新区域合作模式以及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劳动力和资金两大要素基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已开始在市场化过程中显现。同时，地方政府理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希望区域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从中央层面看，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把区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国家发改委决定先行启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两个地区的区域规划工作，目的是通过这两片区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促进这两个区域跨省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说明国家现在对于建设都市圈，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开始着手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从各地区情况看，区域合作意识增强、步伐加快。比如：北京和天津在北京举行的“2005城市流通京津国际论坛”上，北京市商务局和天津市商委负责人联合签署了《京津城市流通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将两地的合作范围扩充到商贸、物流和口岸建设三个领域。在北京发展的天津企业将享受一定的政策优惠，反之在天津发展的北京企业也一样受惠。由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山西等六省旅游部门联合发起的2005年中部地区旅游协作年会于同年10月在安庆召开，标志中部旅游走进合纵连横时代。2005年8月29日，东北区域IT市场联盟在沈阳成立，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大连等12个城市成为首批联盟单位，12城市达成了共识，并制订了重点发展品牌经济、总部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实现联动互进，共同发展的目的。泛珠合作“9+2”政府层面正式启动

以来，外经贸(商务)、贸易投资、工商、海关等部门签署合作协议，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农业合作协议》，签署环保产业合作协议，编制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检测网络规划和环境检测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方案，教育、旅游、劳务等社会领域合作不断拓展。[1]

二、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瓶颈因素

(一)区域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大量地向东部地区流动，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并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绝对差距不断扩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如要素条件、产业基础、区位和人文环境等将继续存在。而在市场经济趋利原则的作用下，资金、劳动力、人才等生产要素将由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向增长迅速的地区、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集聚，这种要素的集聚过程将加大地区之间的不均衡(2)。区域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关键靠市场的力量，政府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只能尽力地缩短这个过程，而不可能人为扭转。在目前阶段下，地区发展差距仍将存在并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对此，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二)区域分割问题。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如构筑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互相实行资源、技术、人才、商品的垄断和封锁等来保护本地区的利益。即使在区域合作中，更多考虑的也是索取利益，共赢意识不强。这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形成，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不过，尽管财政分权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争项目、争资金等)，并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负和博弈(表现为交易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扭曲配置)，这种竞争的放大、强化甚至扭曲了地方政府的一些变异的经济行为。[2]

(三)产业同构问题。发达地区为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落后地区为避免“马太效应”的继续扩大，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兴地富民”的客观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生产、建设，纷纷在价高利大、投资周期短的工业领域进行激烈竞争，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结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区域经济特色不明显，在产业分工中并未形成梯度层次，同质竞争现象愈演愈烈。这不仅抑制了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丧失了地区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而且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三、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前景展望

(一)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将逐步吻合。区域经济既是地缘经济，又是市场经济，按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这涉及到统一大区域发展之策。跨行政区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将直接冲击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构架，市场统一必将带来跨地区规划管理事务的增加，将可能由此引发行政机构的调整或合并，也将给政府职能转换工作增添新的内容。近年，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在有关部门中积极推进，比如民政部就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一直在进行论证研究，研究得出的理想状态是：省区划分要缩小，行政层次要减少。其目的是加强区域合作，创造区域协调和谐发展的条件。因为中国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彼此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在行政区划下官员们执政的功能和他们所执行的区域经济功能完全是割裂的。而在现有条件下，大多数的资源还是控制在政府手中，市场并不具备足够的调控权力，所以行政边界就成了一道壁垒。这样就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出现了不同的地方对资源的争夺，出现了数也数不完的重复建设，出现了不同行政区之间经济上的割裂。目前，地方要求调整行政区划的事项越来越多，要求改革行政区划体制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地方和中央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都有要求的情况下，缩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