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统

摘要：通过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鲁迅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重新考察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文章认为他始终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刻地继承和重估了传统的价值。

关键词：历史语境话语方式传统价值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4-0102-02

鲁迅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的批判，决绝的反对。这种大胆的、激进的批判长久以来受到众人的非议。我们常常能在各类媒体上看到颠覆鲁迅的议论，有的学者甚至对鲁迅持否定性的批评态度。很多人也不理解由传统文化的乳液哺育大的鲁迅为什么竟把自己的文化血亲批判的如此一无是处，甚至教育青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鲁迅是否偏激，对待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又是什么？我们要全面真实地理解这些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看：一，鲁迅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定的历史语境）；二，鲁迅的逆反精神及批判的话语方式；三，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整理。

一，认为鲁迅批判传统文化过于偏激的人往往断章取义，抓住鲁迅一两句偏锋的话，孤立地提取出来，随意加以否定甚至要推而广之，把鲁迅的所有言论都看作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很显然，用这种想象和剪裁历史的方法去理解鲁迅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1925年，曾经有个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许多名人都写了，请到鲁迅，他没有开书单，但也写了一篇文章，后题名为《青年必读书》。其中有这样一段很出名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1】对以上这些话的分析我们应回到当时的语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中国仍然处在封建文化压制非常严重的状态下，遗老遗少提出“保存国粹”，北洋军阀提出“尊孔读经”，大搞文化复古，扼杀新学的传播。鲁迅对当时复古的思潮，对许多名人引导青年多读古书很不以为然，反感“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中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鲁迅认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是“第一义”的，“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无论是生存、温饱还是发展，最终都归结到了“人”本身，这和20世纪初鲁迅提出的“立人”的思想是相互统一的。在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强调“人”的地位，其实重点是在强调包含在其中的个体的精神自由。而当时的遗老遗少和军阀提出“尊孔”的口号强调的，一是鼓吹“臣必须服从皇帝，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三纲说，借以恢复被推翻的封建专制体制并维护已动摇的封建家族制度；二是，坚持儒家学说来控制中国的思想，借以抵御新思潮，维护遭到挑战的封建统治。这些口号显然妨碍了当时国人的生存，更不利与国人思想的解放与自由发展。“鲁迅对这样一种被独尊的、以‘三纲’说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进行尖锐的批判，正是为了要维护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这是他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的价值立场”【3】。所以当有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旗子,拒绝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变革,以适应现在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不能不引起他的巨大愤慨。

鲁迅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好比一间阴森压抑的铁屋子，封建专制的乌烟瘴气令国人精神窒息，灵魂麻木，在这种情形下，大声呐喊都未必能唤醒沉睡的民众，还怎么能够让人平心静气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好与坏。而鲁迅深刻认识到，当时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危机。当务之急便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阻碍国民思想进步的传统文化，打破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对个性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他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

者》中写道:“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想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4】提倡少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实是为了让国民特别是青年思想解放，冲破传统文化对人的压制。这里所说的“中国书”、“外国书”应该是代表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总体认识与比较判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外书籍。由此可见，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是有其历史理由的。

二，逆反精神以及批判的话语方式是鲁迅先生独特的风格。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思想关照和精神指向性的提醒，不是追求科学完备的解决方案。他的深刻必然片面，必然偏激，甚至矫枉过正。在《灯下漫笔》里，他这样概括:“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5】，直接把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比作“人肉的筵宴”。《狂人日记》中也曾说到，他在中国历史记载满纸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到了“吃人”两个字。在这里“人肉的筵宴”、“吃人”有两层含义：“一是实指,即中国从远古到近现代历史上都不断发生‘人吃人’与‘嗜杀’现象,而且人们似乎都视而不见、见而不怪,这背后正是隐藏着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社会里,人的生命不值钱,中国人缺少对生命的关爱和敬畏。另一方面,又是指一种精神的‘吃人’，就是讲中国社会、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漠视、压抑和剥夺。”【6】那么要使国人清楚自己的地位，正视自身的生存境遇，就必须激活民众的思想。鲁迅正是用某种必要的偏激来打破传统的禁锢，引导民众，并给予改革的先驱者足够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7】。鲁迅劝青年朋友要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8】，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他清楚地洞察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肩起了时代的重负，向着与顽固势力相反的方向竭力拉去，提醒人们不要落入复古的老套。

另外，他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甚至还说，在中国办一件事太难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利弊，的确看得很透。试想，如果一开始不用全盘否定式的彻底决裂的态度，总是投鼠忌器，“因时制宜，折中至当”，那势必被折中调和的社会惰性所裹挟，任何改革都会流于空谈。其实，鲁迅本人也不讳言自己的偏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9】，“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10】。鲁迅对传统的批判，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是有意的逆反，有意采用相当激进的姿态和不合作的精神。应该说这种方式是鲁迅与传统斗争的策略，不能理解为丧失理智的偏激。他的批判虽然偏激，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且只有如此，才更能一针见血，深入本质，打到疼处。

三，尽管鲁迅猛烈批判和攻击传统文化，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他非常注意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继承，并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指出，民族的文化应与世界潮流承接、更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就明确地表明，择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融合外来新思想，创立新文化。

鲁迅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作为文学家与学者的鲁迅，在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