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课题》

福建师范大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课题》

一、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

二、以具体作品为例，谈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

三、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从叙事学角度看，“新写实小说”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如方方的《风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在《风景》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母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得智力，判断力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人物，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一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二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责任，而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一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的“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池莉的《烦恼的人生》发表时，“编者”曾介绍其叙事结构说：“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它那完全生活化德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它那既有故事又没有故事模式，让主人公面对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自由行动，因而就像植物的生长发育那样，不是预先定型而是逐渐定型的结构形态，它那接近于提供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它那希望由读者自己面对作品去思索，去做判断的意愿，这种不重情节结构的过分戏剧化，而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就是典型“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的叙事结构。

一、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答：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6、独行者的文学批评与现代观念。

二、以具体作品为例，谈谈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答：先锋小说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种小说形式，它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

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是一种重在进行小说形式试验的新潮小说。马原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冈底斯的诱惑》无疑是先锋小说的典范。在作品《冈底斯的诱惑》中，马原充分体现了先锋小说的叙事风格。其一，叙事主体的随意性。作品从头至尾没有统一的人称，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而是不停地变换。如叙述老作家时使用第一人称直叙，在叙述穷布时使用第二人称转述，在叙述姚亮、陆高看天葬的经历和顿月、顿珠兄弟的故事时，又采用正面叙述的方法。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与以往的写作叙事风格截然不同，它不仅打破了读者阅读时的惯性，更混淆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是一种对新型叙事风格的创新。其二，叙事过程的不连贯性。传统的小说一般都具有相对完整的故事结构，而马原却在《冈底斯的诱惑》中用16个章节交错地叙述了几个各不相关的故事。如作品中一会儿讲述的是作家自己的故事，一会儿又是穷布的故事，一会儿是姚亮和陆高的故事，一会儿又是顿珠和顿月的故事，一会儿是解放前的故事，一会儿又是解放后的故事，一会儿是大山中狩猎，一会儿又是雨中看天葬。这种叙事的不连贯性与跳跃性，将时间和空间的有序完全打破了，也将先锋小说与一般小说严格的区别开来。其三，叙事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内容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小说讲究故事的生动性与真实性，而马原却在作品中极力表现小说的虚构与失真。例如，作者开篇就引用了一个名叫拉格洛孚的话“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这就要求读者必须带着

疑惑的态度阅读。再如小说的结尾，作者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顿珠和顿月的故事包含了很多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多少是无法估计的。这又与传统小说有着某些异同：传统小说家也常常巧妙地让作品戛然而止以期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但似乎又没有人同马原一样，将这一问题以文本的形式表现于作品之中。其次表现为人物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小说家总是在作品中塑造一些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而在马原的作品中，不仅没有性格鲜明的人物，甚至连人物是否存在也不能给予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姚亮就是《冈底斯的诱惑》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姚亮并不一定确有其人”

三、巴金创作的风格演变。

答：巴金的文艺思想、心理个性、以及文学素养决定了其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诚的感情色彩、悲郁的艺术氛围以及平易畅达的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文学风尚的更替，以及作家本人生活、思想历程的变化，巴金的创作风格在主导特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某些风格因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尝试

五四时期，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思想、鼓吹新文学的刊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的文学风尚也影响、熏陶着他。稍后，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流派中，巴金更倾向于接受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对巴金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创作基调的确立有着较大的影响。

在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中，除《报复》、《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三首诗歌带有明显政治思想倾向和炽热抒情色彩之外，其余诗文均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特色。

而巴金一开始选择小诗作为自己文学尝试的体裁，也与冰心、郑振铎、宗白华等作家对这一文学样式的提倡与实践分不开。五四新诗坛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豪情放歌与写实主义的深沉咏叹之后，从1921年起诗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写起了小诗。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受诗坛时尚的影响也是显然的。

2、追随时代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倾向

从《灭亡》发表正式步入文坛到抗战爆发前夕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巴金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即讴歌理想，鼓吹革命，塑造和赞美英雄，抒发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以及旧势力的愤激与批判之情。

在这之前，巴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所以他虽然很不情愿地离开实际运动的阵营而不停地从事文学创作，但信仰的诱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使他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的创造。所以，这一阶段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同时也是他思想上极为矛盾和苦闷的时期。

巴金这时的心态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许多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的心态极为相近，只不过他们在政治上的追求略有不同而已。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普罗文学大多取材于革命斗争生活，并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