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词的旷达

试论苏轼词的旷达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被以“讽刺新法”、“讪谤朝廷”等罪名贬到黄州，授黄州团练副使，这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并未使他就此沉沦下去。

在贬官黄州的五年中，苏轼写下了大量作品，黄州时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特别是词，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的技巧和风格，都标志着苏轼步入了自己的成熟期。

在苏轼的黄州词中，反映他旷达的人生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苏轼来到黄州，不仅生活上遇到种种困难，而且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文字狱，这在苏轼心灵上更添上了沉重的阴影。

但苏轼面对如此恶劣的境遇，却并没有消沉下去，请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乎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阕词写了苏轼对道中遇雨这件小事的独特感受，表达自己坦荡开朗，乐观自信的襟怀和生活态度，寓意深邃，耐人寻味。

词中所写的狂风暴雨正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遭受的“暴风雨”，寒风料峭正是作者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他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无所畏惧，依然逍遥自得，安之若泰。

在作者看来即使自己一生都没于“烟雨”之中，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他敢于以旷达的胸襟去迎接任何打击。

结尾“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生动景象，更是诗人以坚定乐观的信念和旷达的态度对待厄运的生动反映。

苏轼之何以能够在政治逆境中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的超脱达观、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对苏轼的影响。

在贬谪黄州期间，老庄哲学便成为苏轼在逆境中的主要精神支柱。

老庄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倡超然物外，清静无为。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

”(《道德经》十六章)，老庄哲学认为，只有清净无为，超然物外，才能把生死、祸福、哀乐、是非等一切相反相成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一。

既然是非的界限都已泯灭，还谈何哀乐、爱憎!人只有做到了齐衡天下万物，才能自由自在地、无所羁绊地生活，才能做到忘却物我、得失，从而进入精神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

老庄的这些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前赤壁赋》中，苏轼通过水与月的盈亏消长阐述变与不变、物我无尽的观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既然从局部的有限的具体事物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瞬息万变；从整体即无限的宇宙的角度来看，万物与人类都是没有穷尽的，那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不难看出，借助老庄哲学思想来解除矛盾，正是作者在失意中能始终保持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园。

老庄哲学思想有些虚无主义，道家的“出世”思想容易令人意志消沉，逃避现实。

无庸讳言，苏轼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消极思想。

然而，纵观苏轼全部的人生态度，这并非主流，其基调依然是旷达、乐观和向上的。

他被贬到岭南，自得其乐，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二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人与月对谈，从自然中获得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

苏轼只是希望借老庄思想摆脱痛苦和逆境，并向污浊的现实表明自己不屑与之合流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