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词的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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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轼词的旷达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被以“讽刺新法”、“讪谤朝廷”等罪名贬到黄州,授黄州团练副使,这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并未使他就此沉沦下去。在贬官黄州的五年中,苏轼写下了大量作品,黄州时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特别是词,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的技巧和风格,都标志着苏轼步入了自己的成熟期。在苏轼的黄州词中,反映他旷达的人生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苏轼来到黄州,不仅生活上遇到种种困难,而且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文字狱,这在苏轼心灵上更添上了沉重的阴影。但苏轼面对如此恶劣的境遇,却并没有消沉下去,请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乎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阕词写了苏轼对道中遇雨这件小事的独特感受,表达自己坦荡开朗,乐观自信的襟怀和生活态度,寓意深邃,耐人寻味。词中所写的狂风暴雨正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遭受的“暴风雨”,寒风料峭正是作者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他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无所畏惧,依然逍遥自得,安之若泰。在作者看来即使自己一生都没于“烟雨”之中,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他敢于以旷达的胸襟去迎接任何打击。结尾“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生动景象,更是诗人以坚定乐观的信念和旷达的态度对待厄运的生动反映。
苏轼之何以能够在政治逆境中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的超脱达观、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对苏轼的影响。在贬谪黄州期间,老庄哲学便成为苏轼在逆境中的主要精神支柱。
老庄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倡超然物外,清静无为。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老庄哲学认为,只有清净无为,超然物外,才能把生死、祸福、哀乐、是非等一切相反相成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一。既然是非的界限都已泯灭,还谈何哀乐、爱憎!人只有做到了齐衡天下万物,才能自由自在地、无所羁绊地生活,才能做到忘却物我、得失,从而进入精神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老庄的这些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前赤壁赋》中,苏轼通过水与月的盈亏消长阐述变与不变、物我无尽的观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既然从局部的有限的具体事物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瞬息万变;从整体即无限的宇宙的角度来看,万物与人类都是没有穷尽的,那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不难看出,借助老庄哲学思想来解除矛盾,正是作者在失意中能始终保持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园。
老庄哲学思想有些虚无主义,道家的“出世”思想容易令人意志消沉,逃避现实。无庸讳言,苏轼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消极思想。然而,纵观苏轼全部的人生态度,这并非主流,其基调依然是旷达、乐观和向上的。他被贬到岭南,自得其乐,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人与月对谈,从自然中获得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苏轼只是希望借老庄思想摆脱痛苦和逆境,并向污浊的现实表明自己不屑与之合流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