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

对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对于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法的法律移植就是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但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环境法移植到我国以后，在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司法和环境守法方面往往又存在诸多困难。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冲突，并因此种文化冲突难以消融，造成了法律信仰危机和法律实施困难等问题。

因此，法律移植后的文化改造与法律价值重建，是法制现代化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我国的环境立法与法律移植在环境法国际一体化的潮流中，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进行法律移植。

近20年来，我国就是主要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建立起本国的环境法体系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西方大批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重视。

西方工业国家率先掀起了环境法的立法高潮，并试图通过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的环境立法合作。

1972年5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是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全球性国际文件，也是国际环境立法合作的开始。

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环境法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制定了大量的国际环境法文件。

仅就我国签署的国际环境法文件来看，截止1999年上半年，我国参加了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0余项，双边环境保护协定25项，其他国际环境法重要文献如宣言、声明、法律原则等30余项。

国际环境立法合作，必然使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被吸收到国内法上。

但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人类环境问题并未得到真正改善，而且又增加了酸雨问题、温室效应问题、严重的自然灾害等新问题。

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环境保护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

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廉价取得自然资源，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破坏和枯竭，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废物转移污染，又进一步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

在已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具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保护资金和技术的国际义务。

但发达国家不愿承担过多的国际环境义务，反而往往以环境问题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发展不足即贫困造成的。

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体系中处于弱势，经济发展步履艰难，如果要求他们采取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寻求经济发展和实现环境保护方面，将陷入两难境地。

在缺少或没有发达国家支持和援助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往往杀鸡取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

鉴于国际环境合作中的分歧将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到了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推向行动。

联合国成立了持续发展委员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增强其加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联合国的努力，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环境法的法律移植。

我国许多重要的环境法律，就是在1992年以后制定或修改制定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实践，体现了法律移植的过程，与国际环境合作的步伐趋于一致。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环境立法活动的走向，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对西方国家环境法移植的轨迹。

1979年2月，我国颁布了《森林法（试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自然资源法，爱林护林教育和林业“三定”工作同时进行。

1979年9月，我国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

这是环境保护立法的开端。

这两部试行法，说明我国的环境法从一开始选择了两条平行的立法路线。

无论是《森林法（试行）》还是《环境保护法（试行）》，都同时体现了在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对整体环境和环境要素的保护。

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强化了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并适应国际海洋法公约的需要和借鉴西方国家海洋法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 984年5月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

1984年9月制定的《森林法》，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正式立法。

1985年制定了《草原法》，1986年制定了《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和《土地管理法》，1988年制定了《水法》，1989年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

改革开放后头10年环境立法的着眼点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这些立法，主要是从保障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秩序的角度出发的，还未形成整体的环境法概念。

事实上，《环境保护法》主要被作为宏观调控法，对自然资源利用秩序进行宏观调控。

但是，从1989年开始，环境立法出现了转向，开始着重于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

198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和《水土保持法》，1995年制定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96年制定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1998年修改制定了《森林法》和《土地管理法》，并开始实施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1999年修改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

目前正在起草的，还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危险物品污染防治法等。

《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列入了修改议程。

这些法律，体现了我国环境立法的最新水平，一些主要的法律制度如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权制度等等，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

三、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法移植中的贡献与困惑伴随着环境立法，中国法学界开始形成了环境保护法学。

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结合西方国家的环境法理论，编写自己的环境保护法学著作、教材和讲义。

从事环境法研究的学者逐渐形成了建立环境法学学科的共识。

但是，90年代末，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终因种种原因将该学科定名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调和自然资源法属于经济法还是环境法之争的同时，也使我国学者建立环境法法律部门的努力归于失败。

目前的出版物，有的叫《环境法学》，有的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保护法学》或《环境资源法》，自说自话，难以形成学科体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我国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了环境立法现状，而环境立法现状进一步强化了环境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从而也在研究导向和研究经费、出版途径方面制约了环境法学的研究。

其次，我国在科学研究上历来不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有限，而且基本上是根据长官意志决定，学者们难以为自选课题寻求科研经费资助，而官方拟定的课题又往往被少数人垄断，难以真正开展百家争鸣，繁荣环境法学研究。

第三，环境法本身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环境法的本质、目的是什么，环境法应该包含哪些基本价值，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并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

我们在进行法律移植时，难免一时搞不清方向。

最后，我国的环境法模式，是建立自己的环境法体系，还是移植西方国家的环境法体系？如果建立自己的环境法体系，传统法律价值中有哪些可以作为环境法的价值，价值关怀究竟能够包括哪些社会生活领域？如果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法体系，应该移植哪一个国家的环境法体系？我国国情允许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法律移植？移植过来的环境法能否得到实际实施？这些问题，并非通过少数法学家的研究能够解决；研究成果也未必能够转换成环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尽管如此，中国的环境法学者还是为环境法学的建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环境法学在90年代终于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

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关于环境法律价值的研究、关于环境权的研究、关于环境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关于政府的环境义务与公民的环境权利的关系的研究、关于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关系的研究、关于如何借鉴与移植西方环境法的研究、关于文化传统中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文化因素的研究、关于国民素质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等，不但成为环境法学关注的焦点，而且实际上也在逐渐影响我国的环境立法。

环境法学者一般都主张，环境法具有综合性、技术性、社会性、共同性的特点，各国环境法有较多的可以相互借鉴的东西。

这种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所认可。

这也是推动我国立法机关大胆移植西方国家环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环境法移植中文化冲突与价值重建问题从外国移植过来的环境法，在实践中出现了实施难的现象，未能达到立法所设定的基本目标。

尤其是污染控制、清洁生产和环境标准方面，执法主体和守法主体的违法现象十分普遍。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律移植以后违法行为剧增，是因文化冲突引起。

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数量，使环境秩序符合环境法律秩序，则需要依靠价值重建的方式，使社会文化心理与环境法的文化价值导向趋于一致，从而使环境法所体现的立法者的社会理想，能够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得以实现。

环境法移植中文化冲突的外在表现，主要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冲突。

外在冲突主要存在于本国对外来环境法进行移植以后的新的环境法与本国其他环境法之间，也存在于移植以后的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中，还存在于全国性法律与地方法规之间、不同地区的地方法规之间。

这些利益冲突，是立法主体的多元和立法体制的多层次造成。

首先，立法主体的多元和立法体制的多层次客观上使得立法者的不同的利益动机有了实现的可能。

其次，行政立法权限的过于庞大和膨胀，使得执法者本身实际上成为了立法者，有可能造就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利益群体，通过合法的立法途径谋取集团利益。

环境法移植中文化冲突的内在表现，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冲突。

在对外来环境法的移植以及本土化过程中，内在的文化冲突既存在于移植国家与被移植国家的环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部门之间，又存在于本国在对外来环境法进行移植以后的环境法与本土环境法之间。

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

但是，建立在自然膜拜与实用理性基础上的农耕文化传统，导致了“天人合一”的环境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很容易形成环境本位主义，如环境执法当中的部门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等。

环境本位主义是造成价值取向冲突的重要原因。

因此，执法和守法主体的内在需求规则与法律规则的不统一，是造成环境法在执法、守法两个方面都遭遇障碍的主要原因。

环境法拟制的环境法律秩序，只是立法者文化人格模式的反映，无法包含和熔铸社会文化为一个整体。

环境法还相当年轻，我们国家还缺乏经验。

所说的缺乏经验，指的是在移植外来环境法以后对实施这些法律缺乏经验。

但是，如何实施移植过来的环境法，远不是经验能解决的问题。

进行法律实施的文化准备，在法律移植以后实现本土化的文化改造与价值重建，恐怕是更重要的问题。

对大自然的膜拜和恐惧，也曾经在长时间里抑制了实用理性的进一步发挥和对环境的破坏，客观上有益于保护环境。

对生命的物质关怀与对生命的精神关怀并重，是西方环境法所包含的法律价值。

关注生命的精神利益，并不当然地阻碍经济发展。

文化改造和价值重建的成功，取决于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共同努力。

将不同法律关系主体的内在价值规则统一到法律价值规则上来，消弭执法主体与守法主体外在形式上对法律秩序的服从与内在形式上的偷梁换柱心理，以专业的环境执法队伍的形成和铲除部门利益的滋生途径为使命，是重建环境法律价值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