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击败蒙古第一次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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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击败蒙古第一次东征
“(日本)据有黄金,其数无限……君主有一大宫,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宫廷房屋地铺金砖,以代石板。

”——《马可·波罗行纪》“(日本)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地不加富,得其人不可役。

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

是谓以有穷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1272年,赵良弼给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奏折*** 1281年7月,在九州的博多海滩,一名叫吴万五的士兵正努力从齐腰深的水里爬上来——作为范文虎将军麾下的一名水手,他不久前刚接受征召,并被派往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他此前听过的最大声响,也许就是新年燃放爆竹时的噼啪声,但现在,爆炸和厮杀却回荡在他的耳际,更令他感到担忧的是,战况僵持了超过半个月,但胜利却一直遥遥无期,他们甚至无法突破前方200步的一道堤坝,正是从这道堤坝上,敌人不断抛洒出致命的箭雨。

然而,此时此刻,无论海水中的普通士兵,还是舰船上的最高统帅,都还没有想到——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他们的伤亡之高昂、结局之悲惨,都将超过7年前那场令官方讳莫如深的远征,而驱使他们赴死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后人尊称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的忽必烈。

“黄金之国”按照宫廷画家的描绘,自从1260年即位以来,忽必烈的形象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他一直戴着巨大的圆形头巾,身穿一
件白色的蒙古长袍,他的身材魁梧壮硕,黝黑的脸色使得他不怒自威。

他擅长凭借慷慨大方和装腔作势聚拢人心,但同时,他也知道,维护权威的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依靠武力。

对于这位蒙古皇帝来说,幸运的是,从即位之日起,他就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

忽必烈像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良的武器,忽必烈的蒙古大军是当时最强悍的的部队。

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空前的战术,其精髓是速度和突然性:他们既能迅速冲到敌军面前,如暴雨般地四处放箭;也会选择从四面八方突袭敌人,同时又设法避免同对方短兵相接,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内陆游牧民族,蒙古人几乎没有任何航海技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来自传说和神话,而其中的一个神话恰恰是,成为其它民族的主宰,是蒙古人注定的命运。

成吉思汗时期,一位蒙古游牧民的发式、装束和武器,其中最左侧就是令欧洲人惊骇的复合弓,其尺寸虽然不大,却能产生上百磅的拉力然而,假如知道世界是如此广阔,蒙古人肯定不会如此鲁莽地踏上征服之路,但这种原始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让他们像旋风般到处扫荡,陆续击败了中国北方的农耕民族。

在此期间,他们先是残杀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又将另一部分改造为臣属和仆从,而这些民族掌握的地理信息,也被提悉数供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让他们知道了那些闻所未闻的土地。

尽管如此,其中依旧有个问题——这些地理信息许多彼此矛盾,对日本的描述尤其
如此。

元代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由朝鲜画师在当
时中国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可以看到其中朝鲜半岛的尺寸被夸大了整整三倍,而日本则蜷缩到了右下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而这幅地图,也反映了当时东亚国家的地理观念在唐朝以前的记载中,史官们几乎没有对这个国家进行过赞美,它荒凉、落后、野蛮,居民大多粗暴无礼,生活习俗极端鄙陋——但自公元8世纪之后,日本富甲天下的传言却开始流行,因为与之对应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49年,日本北部发现了沙金,并在随后400年间不断出口。

9世纪后半叶,伊斯兰学者霍尔达兹贝描述了一个叫“Waqwaq(倭国)”的
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猴子佩戴的项圈都是黄金。

同时,唐朝官员们也对日本使臣的年薪——约五公斤黄金——深感
惊讶,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到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大肆采购书籍、乐器和奢侈品。

然而,当时的唐朝人和阿拉伯人大概都不会想到,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事实的一部分,按照估算,当年日本年产黄金最多不超过250吨,不及整个东亚的十分之一,但“黄金之国”的谣言,却随着人们的好奇心越传越远,
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也一定对类似的消息有所耳闻。

二战前日本绘制的、反映“元寇入侵”的艺术画,其
中忽必烈正在听取臣下对远征日本的意见。

和当时许多的艺术作品一样,其中夹杂着浓厚的政治气息,比如神情猥琐的汉族官吏,比如画面右下方的西方传教士,其背后的宣传台
词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种贪欲的驱使下,1270年之后,席卷了朝鲜半岛的蒙古人,开始将日本视为下一个目标。

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东亚的历史上,曾有不少强大的王朝立志开疆拓土,并且建立了强大的远洋舰队,但将目光率先对准日本的,却恰恰是没有任何航海技术的蒙古王朝。

毫无疑问,驱使忽必烈攻打日本的,除了征服世界的“天命”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猜测,这种因素来自两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填补蒙古帝国捉襟见肘的国库,在忽必烈即位后,为准备对南宋的战争,父辈们掳掠的财物已经濒临枯竭;而一个更为尴尬的原因是,从即位之日起,忽必烈的宝座就一直受到同族亲属们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通过对外用兵,换取周边国家的承认,进而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在他试图征服的一连串国家中,就包括了镰仓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当时统治日本的,是镰仓幕府的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当时的他只有不到30岁,他有着白皙而文弱的面庞,但又被认为内心脆弱、犹豫不决。

1268年夏,他在担忧和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害怕见到的人,这就是以礼部侍郎殷弘为首的蒙古使团。

在后者带来的国书中这样写道:蒙古呈送给镰仓幕府国书的原本“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至于朕躬,而
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

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不宣。

”任何能读懂其中深意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封表达友谊的书信。

不仅如此,在书信中,忽必烈还将日本天皇称为“小国之君”,这令夜郎自大的幕府深感不满。

毫不奇怪,殷弘使团立刻被驱逐出境,而在日本受到的侮辱,也让忽必烈终于决定,对这个“蕞尔小邦”采取强硬手段。


条时宗在蒙古使臣抵达的同一年担任幕府“执权(最高执政)”,1284年病逝,笃信佛教,这是他晚年时期的画像。

在统治
期间,他除了要面对忽必烈的咄咄逼人,还受到国内此起彼伏的武士叛乱的威胁最初,这种手段只是外交上的警告,但很快便上升到武力威胁。

事实上,就在殷弘使团离开后不久,便在九州外海绑架了两个叫塔二郎和弥二郎的渔民,这两个人随即被带到了大都,一看到宏伟的宫殿和城墙,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

在回国之后,他们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忽必烈的要求,转述了蒙古帝国的强盛——这则消息立刻在日本激起了轩然大波。

之前,日本人一直将九州视为军事要地,但相关的防御却十分薄弱。

如果一个外交使团都能随便绑架人口,那么一支蒙古大军更可以轻易登陆。

出于对蒙古入侵的担忧,北条时宗迅速做出了部署。

他给亲信少贰景资起草了一份命令——而后者也是当时镰仓幕府
的心腹重臣。

就在少贰景资率领部队前往九州安营扎寨时,
忽必烈也开始为远征日本集结大军。

少贰景资像,出自《蒙古袭来绘词》,蒙古和日本的两次战争中,他都是前线将领。

战争结束后,由于与幕府官员之间不合,他在一次武士内斗中被杀,时年40岁这支部队由数百艘高丽战船组成,汉族-蒙古联军和高丽人各占了二分之一,其中最高指挥官是蒙古人忻都,副将是汉人刘复亨,担任支援的是朝鲜人洪茶丘和金方庆。

无可否认,由于主力部队都投入到了同南宋的战争中,因此统辖行动的其实都是一些二流将领,他们的海战经验更是相当有限,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唐朝到成吉思汗时期,东亚已经有600多年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海战,而且在志得意满的忽必烈眼中,即使是一支二流的军队,也足够横扫这个“蕞尔小邦”上的一切。

陷落的前哨
在上古时代,日本和朝鲜半岛曾经连成一体,即使经过45万年的板块作用,在日本四岛和东亚大陆之间,最窄的地段也只有180公里,而对于从大陆前往日本的船只来说,这里也必然是扬帆起航的最佳地段。

1274年11月2日(阴历10月3日),远征军也正是从此处出发,直到看见一座灰黑色的孤岛时才逐渐停下——远征军看到的这个岛屿名叫对马,颇为讽刺的是,当地也是上古倭人渡海劫掠朝鲜的中转站。

日本和朝鲜半岛间的、对马海峡(又名朝鲜海峡)地图,注意其中红字指示的对马和壹岐,这两座岛屿上,上演了两场前哨战由于被大海环抱,对马一年差不多有10个月都
被海风吹袭,它的环境并不适合耕种,反而非常适合成为海盗的藏身之地。

对马人出海劫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但长期的肆虐之后,他们终于突破了日本政府能容忍的底线。

就在忽必烈东征前28年,从九州派出的惟宗氏家族抵达了对马,他们几乎一跳下甲板,就同当地的豪族进行了火并。

接着,这个家族迅速改换了姓氏——这就是后来日本“宗”姓的起源。

对此,有一种荒诞又合理的解释:由于朝鲜和中国的姓都是单字——这样,宗家就能更加体面地同之前的受害者展开贸易。

当家主之位传到宗助国时,这个武士政权已经稳固了半商半匪的统治,但蒙古人大军的到来,突然让这个岛屿处在了战火的前沿。

就在蒙古舰队出航的第三天,岛主宗助国突然被下属的呼喊惊醒,一场火灾降临在岛上的神社,接着,成群的白鸽飞来聚集在神社屋顶——而自古以来,白鸽就被认为是八幡大菩萨的信使。

武士感到,它也许是来自上天的警告,因为就在远方的海面上,隐约出现了遮天蔽日的帆影。

宗助国迅速率部下奔向了海滩,看到了浩浩荡荡的入侵者:第一批登陆的蒙军超过1000人,是宗助国手下的10倍。

虽然兵力悬殊,但武士们很快占据了海滩旁的一片丛林:在树木的阻挡下,蒙军的优势无从发挥,只能忍受150米外凌空飞来的箭雨。

“宗助国的最后”,但在这场交锋中,从开始他和武士们就没有任何胜算蒙古军的伤亡持续增加。

在整队完毕后,他们几乎毫不迟疑,
就对森林中的敌人展开反击,他们的势头如同排山倒海,几乎瞬间摧垮了武士们的队列。

《宗氏家谱》记载了他们的最后时刻:宗助国在马上拉弓放箭,右马次郎(宗助国之子)紧紧地在后面跟进,仅剩的十几名手下奋勇争先,当他们死于乱军之中时,对马之战也划上了句点。

战役的结局是血腥的。

按照蒙古军队的惯例,由于对马岛没有投降,士兵们被允许尽情掳掠。

至于宗助国等人的头颅还要扮演一个角色,这就是对壹岐岛上的日本守军进行威慑。

在当时,镇守壹岐的是落魄贵族的后代平景隆,这支守军能提供的抵抗非常有限,面对密如飞蝗的箭雨,平景隆的部下几乎在瞬间被杀死。

夜幕降临,蒙古人退回到战舰上过夜,而日方甚至无法坚守滩头阵地,第二天,平景隆返回主城,在杀死妻儿之后引火自焚。

就在蒙古军队在岛屿上大肆抢劫之时,逃离壹岐的船只把噩耗带回了日本。

平景隆和家人在主城内自杀“元寇袭来”对马和壹岐的陷落,标志着蒙军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达成——而他们的下一步就是日本本土。

在一座白布围成的帐幕中央,日方的最高指挥官少弐景资观察着这支舰队,在他周围插满了带菱形家纹的战旗,这种家纹被称为“寄挂目结”。

表明他是显赫的、藤原氏家族的后代。

此时,他得到的消息是——蒙古军队在屠杀对马、壹岐两岛后,又入侵松浦半岛沿岸,日方再次大败;而映入他眼帘的景象是:蒙古战舰已经在博多湾下锚,船队东起箱崎,西至今津,
齐头并进,如潮如涌。

关于当时敌人舰队的兵力和人数,日方的表述非常模糊,因为它几乎超出了这个国家的想象,至于同时期的朝鲜史料提供的数字却非常精确:这支舰队有900艘战船,15000名蒙古、女真及汉族士兵、5600名高丽兵士和6700名高丽水手。

此外,舰队还配属有大量辅助人员,比如船工、木匠、小贩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将领们的家眷和仆从,以及各种为战利品而追随军队的人。

对蒙古帝国的大军来说,东征日本的舰队只是一小部分,但它足以具备强大的心理威慑力;而在另一方面,少贰景资甚至不需要为统计部下担心——事实上,他只要用手数一数就没有问题:最初与入侵舰队对垒的,只有大约3000名武士和随从,更多的增援仍在赶来,但他们就像添油般投入了战场——很显然,双方的实力对比非常悬殊。

这种差距很快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午前时分,两军的第一次交战就令景资备受打击,从后来中国和朝鲜的记录上来看,这是一场蒙古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战斗,这种差距既来自兵力上的差距,也来自武器和战术上的对比。

现代油画:在元军列阵时,冲向滩头的日本武士在一本名为《八幡愚童训》的小册子中,作者(一名僧侣)带着惊讶记录道:在一场“日本式的战斗”中,武士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有价值的敌将,然后展开一对一的搏斗;而“蒙古人的战斗”居然是排成方阵一拥而上,凭数量优势将敌人歼灭。

不仅如此,双方的装备也截然不同
——在冲向严阵以待的蒙古大军时,只有少数日本士兵拥有全副的铠甲,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一支经历过技术革命的军队,而这场革命,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规则和形式,也将让他们的勇武不堪一击。

这场革命的主题是铁与火。

蒙古军队的另一个优势,恰在于其使用的各种火药,比如抛射的“震天雷”,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霹雳炮”。

没人知道蒙古人是何时、具体从谁手中学习了火器制造技术,但他们学习得很快。

这些超出想象的武器很快给日本人带来了恐慌。

正如《太平记》中的描述,这些炸弹“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雷电”,但对一些勇猛粗鄙的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武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躁。

29岁的竹崎季长就是其中之一,在松树掩映的小路中,他骑在一匹灰黑色的矮种马上,身旁伴随着四名身着轻甲的“郎党”(随从)。

在崎岖不平的林间小路上,不断有受伤的士兵从他们身旁经过。

这种景象让竹崎的部下产生了好奇——他们都来自九州西部的肥后国,受贫穷和歧视的刺激,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以寻找一个获得封赏的机会。

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竹崎一行朝着交战最密集的鹿原地区奔去。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在杀声最高处看到了期盼的场景:在初冬暗淡的阳光下,一个庞大的蒙古方阵正在进攻。

经过短暂的犹豫,他们几乎是目中无人地冲向了蒙古梯队,但令人惊讶的是,其遭遇的不是自报家门的敌方武将,而是密如飞蝗的炸弹和弓箭,这些武器立
刻在进攻者当中制造了一场浩劫。

情况很快出乎了竹崎季长的预料:他的战马倒在了敌人的弓箭齐发之下;一颗装满火药的“震天雷”在他头顶爆炸,原来墨绿色的铠甲被鲜血染红——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另一名叫白石通泰的武将策马赶到,将竹崎季长拖出了交战区。

事实上,竹崎季长这样的伤者已经是幸运儿,在混战之后,多数胆敢冲阵的武士已被射成了刺猬。

在生死时分,竹崎季长观察了这些敌人,并看到对方穿着浅红和浅黄色的皮质盔甲,并且携带着头盔和三张弓——此时他的感觉,俨然就像我们打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

《蒙古袭来绘词》中,竹崎季长冲向蒙军时的景象,其中对参战者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队盔甲服饰的第一手记录这股红色和黄色的洪流汹涌而前,日本人手足无措。

为做最后的抵抗,日方的统帅——少弐景资已经下令将部队撤退到“水城”。

但所谓的“水城”不是一座城池,而是一条绵延1.2公里、高14米、建于7世纪的夯土防御带。

在历史上,它曾不止一次给日本人以抵抗“唐朝入侵”(这些入侵只存在于日本人的想象中)的信心,但经过6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到1274年,这道防线已经开始衰朽。

水汽的侵蚀、此起彼伏的地震令它不断地崩塌,而“水城”脚下上演的也完全是一副凄凉景象:武士的队列越来越稀疏,蒙古大军则伴着呼喊声步步紧逼。

少弐景资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支数千人的敌军正在锣鼓声中前进。

为了更好地指挥,
一位身高超过两米的元朝将官更亲自冲向最前沿,试图带领士兵发起攻击。

景资立刻拉弓放箭——按照日本方面的描述,因为“八幡大菩萨”的保佑,这名蒙古将军应声倒地,
被簇拥着,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了。

景资并不知道,这一箭击中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蒙古军的副指挥官——刘复亨。

油画:少贰景资射伤刘复亨,这次突然事件成了战斗的转折点
“刘复亨,刘通之子,袭父职为行军千户,随严实攻占安丰、通、泰、淮、濠、泗、蕲、黄、安庆诸州。

”《元史》中这样描述刘复亨的事迹,但真正使其功成名就的,却是1258年、四川的苦竹隘之战。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蒙古大军一次次被居高临下的南宋人击退,但在这样的血战中,刘复亨却一次次带队向苦竹隘前进。

“苦竹隘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也。

其南一涂,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

”有人描述了进攻者的困境,担任胁从的汉族军队伤亡尤其惨重,但这些血淋淋的尸体,也成了刘复亨获得蒙古人信任的途径。

在苦竹隘之战结束后,这位将军的生涯扶摇直上,被封为凤州等处经略使、昭勇大将军,进而成为蒙军主将忻都的副手——不仅如此,和勾心斗角的朝鲜军官们不同,也只有出身汉族的刘复亨,真正做到了对蒙古政权忠心耿耿。

对久战不克的蒙古人来说,这次意外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

的确,只要坚持背水一战,蒙古大军确实能凭借装备和人数优势血洗对方——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一次突袭,
他们只携带了有限的给养,而这些给养正在一点点耗尽。

按照古代作战的模式,一支劳师袭远的军队,物资只能通过掠夺解决,然而在这次远征中,蒙古人一直未能突入内陆,自然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掳掠。

不仅如此,对习惯干燥气候的蒙古和朝鲜来说,九州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交战场地,在他们视野所及之处,仿佛不断有瘴气从这片被海水浸透的荒凉土地上升起。

失望情绪从上到下笼罩了远征舰队,也笼罩了蒙古的最高指挥官忻都,与此同时,另一位朝鲜将领洪茶丘也开始向决心孤注一掷的将领金方庆施压,在遭到痛斥后,后者最终沉默地放弃了抗议。

经过几个时辰的讨论,忻都和刘复亨最终说服其他将领放弃了进攻。

在趁着夜色撤退途中,他们将所有的房屋付之一炬,并抛下了1500名行动迟缓的老弱残兵。

当第二天清晨、阳光洒向战场时,遮天蔽日的舰队已经消失了,只有不计其数的船只残骸漂浮在海面上,或卡在礁石间奄奄一息,因为一场暴雨在夜间席卷了船队。

一份报告写道:“对马岛1艘,壹岐130艘,小吕岛2艘,志贺岛2艘,宗像2艘,其他地区9艘。

”而这仅仅是搁浅的数字,至于沉没的蒙古船只,其中只是提到:“数量非常多……根本无法统计。

”在风浪中挣扎的蒙古-高丽舰队悬而未决的战事作为第一次“蒙古袭来”,1274年的战斗其实非常短暂,更像是忽必烈心血来潮的试探之举;但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都宁可把战况描绘为自己的胜利:元朝
的史书中展现的,是忻都和刘复亨“遇倭兵十万,击败之”,
只是由于弓箭耗尽才不得已撤兵;而日本人炮制的战争神话是,在“八幡大菩萨”的庇护下,“镰仓男儿”如同天神下凡,先是在地面战场以少胜多,接着又依靠台风将入侵者扫荡殆尽。

但真相介于两者之间。

日方在战术上从没有获得优势,虽然海上的风暴摧毁了入侵舰队,他们在正面较量中的伤亡远远大于蒙古军。

而在蒙古方面,虽然这次远征让他们损失了几乎一整支舰队,但登陆的大军已经达成了目标,这就是给日本武力警告,从这个角度说,其中的损失并非不能承受。

更重要的是,一旦南宋被征服,只要假以时日,一支庞大的舰队将再次出航,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将日本变成蒙古人的殖民地,而在参与第二次远征的10多万将士中,就有文章开头
提到的吴万五等人——只是,当战战兢兢地登上船队时,这些苦役和征夫并不知道,这次远征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尾。

作者:最后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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