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辩护问题

工作心得：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辩护问题

将有效辩护奉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并将无效辩护与程序错误并列为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依据，这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殊经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引入无效辩护制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确立有效辩护的理念，并推动辩护制度的改革，这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基于有效辩护的理念，法律应当确立最基本的辩护质量标准，并为律师辩护活动确立一种质量控制体系。中国法律并不仅仅满足于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而且还要促使律师提供一种尽职尽责的辩护，从而使委托人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法律帮助。

随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断发展，有效辩护的问题逐渐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我国法律就律师的从业资格、律师的职业伦理、律师接受委托从事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等问题确立了一系列规则，使得律师辩护制度逐步得到了完善。然而，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有70%左右的刑事被告人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这些被告人只能依靠自行辩护的方式来行使法定诉讼权利。而在那些有律师辩护的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由于律师的职业准入门槛不是很高，律师的法律素养无法得到普遍的保障，加上律师界普遍采取事先全额收费的做法，因此，委托人对于辩护律师的制约力不强，辩护律师不尽职、不尽责的情况屡有发生。尤其是那些提供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由于所能获得的律师费用很少，加上法律援助机构普遍缺少有效的监管措施，更是难以为被告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对于律师在辩护中不尽职、不尽责的情况，法学界通常将其视为“无效的辩护”。作为一种制度，无效辩护制度是美国所独有的一种诉讼制度。根据这一制

度，对于律师不尽职、不尽责并造成一定消极后果的辩护活动，上级法院可以将其宣告为“无效辩护”，并可以据此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这样，律师的无效辩护就与下级法院的程序错误一起，成为上级法院宣告下级法院的裁判无效的依据。不仅如此，根据美国宪法所确立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导出被告人享有“获得有效辩护”权利的内容。既然获得有效辩护属于一项宪法权利，那么，律师做出无效辩护的行为就属于一种侵害被告人宪法权利的行为，上级法院就更应做出程序性制裁了。

考虑到中国刑事辩护中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制度和实践，而美国又建立了成体系的有效辩护制度，因此，我国法学界出现了引入有效辩护制度的观点。一些学者在对美国有效辩护制度做出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对这一制度的“普适价值”做出了论证，并提出了在我国确立有效辩护制度的改革建议。这种对策性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作为一种诉讼制度，有效辩护制度在美国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还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激烈批评。对于这样一种有争议的诉讼制度，中国法律学者应当审慎地考察其来龙去脉，对其实施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谈得上是否在中国法律中引入这一制度的问题。

有鉴于此，对有效辩护制度作一次带有实证性的考察和评价。本文将分析美国有效辩护制度的来龙去脉，对无效辩护的双重标准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做出介绍，并对这一制度所蕴含的理论创新价值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引入有效辩护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无效辩护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可能性做出反思性评估。本文的结论是，在中国全面地引入无效辩护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有效辩护的理念却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至少，提

高律师辩护质量、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实质性的法律帮助，这已经成为我国法律所追求的的目标，也可以成为未来评价我国刑事辩护优劣得失的价值标准。

一、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

（一）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宪法权利

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这一宪法权利既包括了被告人自行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也意味着那些无力委托律师帮助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定律师辩护的机会。从1932年到196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判决，逐步为那些因为贫穷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确立了获得政府所指定的律师辩护的权利。但是，被告人仅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还是不够的，法院有必要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

在1932年的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权利。根据这一判决，最高法院认定：“如果提所投入的时间或其他情况使律师不能为案件的准备和审理提供有效帮助的话，则州政府的这一责任不应被认为已经完成。”在十年后对另一案件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再次指出，假如某一司法行为否认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那么该行为就背离了宪法第六修正案的规定。在1970年的一个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六修正案如果要实现它的目的，就不能将被告人留给一个不称职的律师。1985年，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律师无论是被委托的还是被指定的，在初审或上诉程序中都应为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对于一个无法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被告人来说，其境况与根本没有律师帮助的当事人一样糟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尽管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确立了“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权利，却一直没有对何谓“有效律师帮助”做出解释。为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的律师帮助，一些联邦和州法院在判例中逐渐提出了“无效辩护”的概念，并将律师的无效辩护作为推翻原审判决的重要理由。但是，对于“无效辩护”的标准，这些法院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直到198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州案件（Strickland v.Washington）中，才对无效辩护的标准做出了权威的解释。

（二）无效辩护的双重标准

根据斯特里克兰案件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判断任何有效性主张的基本点必须是，律师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对抗式诉讼的基本功能，以至于难以依赖审判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根据这一理念，被告人要申请法院宣告律师做出了无效辩护，就必须同时证明以下两项事实：一是律师辩护工作存在缺陷，也就是律师不是一个“合理称职的律师”；二是律师的工作缺陷对辩护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也就是存在着一种合理的可能性，若不是律师的行为错误，案件的诉讼结果将是不同的。

前述第一项有关辩护缺陷的标准又被称为“客观标准”或“行为标准”，也就是律师的辩护行为存在着错误，而这种错误已经严重到“该律师并没有发挥第六修正案所保障的‘律师’的作用”，其具体衡量尺度是“该律师的辩护是否低于合理性的客观标准”。对于这一标准，最高法院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列举。在后来的判例中，最高法院经常以律师的“策略性选择”为由，认为律师的行为“完全属于合理的职业判断范围”，从而驳回被告人所提出的律师存在辩护缺陷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