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史

台湾文学史：被发明的诗传统每一部晚出的文学史及其撰述者，都在努力创造、发明自己与过往历史间的关联性。

也唯有建立起这样的关联，才能确保晚出文学史及史家自身之正当与合法。

一文学史在台湾，始终是一则无人挑战、难以拆解的神话。

虽然有论者以为文学史“在史学研究中不予讨论”、“在文学研究中备受质疑”（龚鹏程，2002：56-73），但这些都是指文学史的“研究情况”，并无碍于文学史本身树立的权威地位。

君不见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都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课程，台文系也有“台湾文学史”，且几乎都列为必修科目，这么多年来又有哪几位学者敢放言倡议废除？不只是教育体制，台湾各文化场域其实都“自然”地接受了文学史的绝对权威，从不怀疑它是否有操控甚至宰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谓“popular memory”的可能。

后者一般可译为“人民记忆”，它是斗争时的重要因素，控制它就等于控制了人们的动力、经验和关于以往各种斗争的知识（Foucault, 1996: 123-124）。

[1]问题是：经过文学史对“人民记忆”的重新组织（或选择性记忆∕失忆），台湾文化场域里还剩下多少斗争的潜能？或许是受到“历史是一条长河”这类世俗理解的影响，渊远流长、自然生成……竟也成为人们对“文学史”最普遍的印象。

但实情可真是如此？中国大陆一直要到1904年才有林传甲、黄人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台湾更迟自四〇年代方见黄得时有意执笔撰写《台湾文学史》，[2]不知何“渊远”、“流长”之有？或可再挪用傅柯的说法：和“人”一样，“文学史”只不过是项晚近的发明，而且可能接近了它的终点（Foucault, 1994: 387）。

[3]至于文学史是否为“自然生成”的问题，霍布斯邦（Hobsbawm, 1917~）“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说足资参考：“‘创制传统’是一系列的实践，通常是被公开或心照不宣的规定控制，具有仪式性或象征性的本质。

它透过不断地重复，试图灌输大众特定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以便自然而然地暗示：这项传统与过去的事物有关”、“不管与历史过往再怎么相关，传统的‘创发’其特殊性就在于：这样的传统与过往历史的关联性是‘人工’接合的”（Hobsbawm, 2002: 11-12）。

且容笔者借霍氏用语一问：神圣且经常与国族命运相系的“文学史”，不正是透过一系列的书写“实践”和不断地“重复”，来“灌输”阅读者对过去的认知，并建构出过去与现在间的“自然”（或“必然”）关联？至于其间之“人工”接合，文学史阅读者往往习而不察，抑或不加批判地迳称为“‘我们的’文学史”[4]——而“我们”究竟是谁或代表着谁，却无人愿意深究。

或许应该这么说：每一部晚出的文学史及其撰述者，都在努力创造、发明自己与过往历史间的关联性。

也唯有建立起这样的关联，才能确保晚出文学史及史家自身之正当与合法。

而“传统”呢？必须知道“传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生而有之；它们是不折不扣的人工制品，皆经过精密的衡量与详细的设计。

“传统”也无法选择要由谁来继承或者延续自己；它只能是人们为满足特定目的，刻意从事的创造与发明。

二若将此一认识前提置诸文类史中，则台湾的现代诗史应该有一（大？）部份实为“被发明的诗传统”。

人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竟愿意这样费心劳力去发明、创造出诗的种种“传统”？答案很明显，即“被创造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历史来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自圆其说，以及凝聚团体共识”（Hobsbawm, 2002: 23）。

至于怎么自圆其说？如何凝聚共识？或可举台湾前辈作家陈千武的文学史论为例说明。

陈千武于1970年首倡的“两个根球”说，[5]多年来屡经论者引用，几已成为研究台湾现代诗史时的“基本常识”：一般认为促进直接性开花的根球的源流是纪弦、覃子豪从中国大陆搬来的戴望舒、李金发等所提倡的“‘现代’派”。

当时在中国大陆集结于诗刊《现代》的主要诗人即有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姚蓬子等，那些诗风都是法国象征主义和美国意象主义的产物。

纪弦系属于“现代”派的一员，而在台湾延续其“现代”的血缘，主编诗刊《现代诗》，成为台湾新诗的契机。

另一个源流就是台湾过去在日本殖民地时代，透过曾受日本文坛影响下的矢野峰人、西川满等所实践了的近代新诗精神。

当时的主要诗人有故王白渊、曾石火、陈逊仁、张冬芳、史民和现仍健在的杨启东、巫永福、郭水潭、邱淳洸、林精鏐、杨云萍等，他们所留下的日文诗虽已无法看到，但继承那些近代新诗精神的少数诗人们——吴瀛涛、林亨泰、锦连等，跨越了两种语言，与纪弦他们从大陆背过来的“现代”派根球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诗型使其发展。

民国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二月的《现代诗》第十三期，纪弦获得林亨泰他们的协力倡导了革新的“现代派”，形成台湾诗坛现代诗的主流，证实了上述两个根球合流的意义。

（郑炯明编，1989：451-452）引文中虽有明显错误，但陈氏所谓“两个根球”是指“法国象征主义、美国意象主义→中国大陆的戴望舒、李金发→来台诗人纪弦”与“日本近代诗精神→殖民地时期日文作家→跨越语言一代诗人”，应无疑义。

[6]用陈千武的话说，这两者到五〇年代初期已“融合”、“合流”了。

不过，陈氏十年后又撰文对此一“融合”或“合流”作出新诠释。

[7]他认为纪弦等“现代派”所推行的现代诗革命，“这种前卫性新诗精神运动，在日本早于民国十七年九月由春山行夫等人，发起《诗与诗论》刊物而实践过。

光复前台湾的诗人们如水荫萍、李张瑞、张冬芳、陈千武等人也都写过实验作品，相当有成就。

尤其在光复前后，银铃会的同仁詹冰、林亨泰、锦连也都实践了。

恰巧纪弦发动现代主义革命，成立“现代派”，竟得到林亨泰、锦连的参与，加入了其核心革命组织，发表了许多极具价值的现代新诗精神理论，组合成纪弦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前卫意识，刺激了诗坛，对后来三十年诗坛产生空前的威力与影响”（郑炯明编，1989：126）。

[8]就在文中一连串“早于”、“也都”、“恰巧”间，“两个根球”之一的纪弦一脉已默默从中心沦为边缘、主角易为配角。

至此，陈千武创发这个诗史“传统”——“两个根球”说及其“融合”——的目的已再明显不过：声称∕确保自己及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1918~2000）所谓“世代同侪”的历史在场。

至于台湾“光复”前，诗人陈千武是否“写过实验作品，相当有成就”，则成了另一个无人愿意深究的问题。

“本土意识”与“本土诗”这类被发明的“传统”，[9]也在陈氏文中占据重要篇幅，目的则变成要“凝聚团体共识”。

“团体”指的是群集于《笠》之下的诗人，他们以同仁结社与群体性书写的方式，形成了埃斯卡皮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班底集群”。

[10]重点是：唯有《笠》——这已成为陈千武及其“班底”的共识——拥有台湾现代诗中“传统的本土意识”，《笠》的创办是“一群省籍诗人……聚集在一起，有如被爱的存在自动地负起诗的使命”，《笠》的宗旨与立场为“意图挽救当时诗坛的颓废现象，并继承沉潜期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创新本土诗文学，使其发扬开花”（郑炯明编，1989：134）。

[11]像这种对台湾文学抱持目的论（teleology）观点之论者，撰史、述史时多半着重在描述∕证明某一“文学精神”开展过程中的重重险阻如何被一一克服，最终得以一偿宿愿……。

[12]笔者曾撰文讥评这类著作近乎一部部骑士传奇（chivalric romance），不足为训（杨宗翰，2002b：234）——从前引文看来，此言或许不虚？陈千武这篇《台湾新诗的演变》常被引用或被视为诗史纲领，其间可议之处尚多，不妨再谈谈。

文中声称追风（谢春木）诗作《诗的模倣》四首（分别是《赞美蕃王》、《称赞煤炭》、《恋会成长》与《花开之前》）“内容和主题都不同，形成了台湾新诗的四种原型”，“可以说台湾新诗是以这四种原型延续下来发展的”（郑炯明，1989：113）。

所谓“原型”（archetype）多用于心理学（如C. G. Jung）和文学（如Northrop Frye）研究，今日已成为一普遍概念，原无费辞深论之必要；相较之下，陈千武这里特意提出的“四种原型”说却显得勉强，说服力不高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运用价值。

[13]令人好奇的是，作者为何要强将这四首“试作”（我不忍用“劣作”）视为台湾诗延续、发展的“原型”？没有这类“原型”，台湾诗就不能“延续发展”、台湾诗史就不能写“下”去吗？说穿了，这不过是一种对“根源”（origin）的迷思或迷恋。

必得有一“根源”存在，史家或论者才得以从这个稳固不变的中心点出发，好创造出台湾诗史的延续感、连续性与“传统”。

[14] 换言之，这又是一个“被发明的诗传统”。

三笔者举前辈作家陈千武的文学史论为例，并非意在指责或批判，毋宁只是在展示（show）这类“被发明的诗传统”的确存在。

应该这么说：“创发传统”不是哪一家、一派或哪一“世代”、哪一“班底”的独门技艺，而且文学史论或文学史著作中，“传统”被创发的“痕迹”（traces）虽显隐有别，却无处不在。

若台湾作家陈千武创发诗史“传统”的“痕迹”为隐，也有明显如大陆学者古继堂《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者：作者所期望的是通过阅读此著，自然地在读者的脑海里浮现出，台湾无可辩驳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无可辩驳地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答案。

这既是台湾文学三百年获得的最大成就，展现的最辉煌的成果，也是本着的总主题。

（页4）文中“自然地”一语实并非自然、“无可辩驳地”处更颇可商榷，加上作者笔下的部分论断，[15]遂使《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不类严肃学术著作，反倒接近统战用书。

虽然书中罗列了许多“最能代表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学史实、作家、作品”，古氏所谓“母体依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等等依然（无可辩驳地？）还是“被发明的传统”，目的鲜明却也凿痕处处。

既然几乎随处可见“传统”及其被创发的“痕迹”，是否意谓着诗史∕文学史将只剩下人工接合处的一道道缝线，不再能提供任何具有参考价值的“标准”？的确，“唯一的标准”是未来所有诗史∕文学史逝去的乡愁；但这不表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漫无标准、全然相对化的时代，而是该追求“动态与复数的标准”——正如“历史”由“History”变为“histories”一般。

笔者以为，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的部分理念在此时就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德国Constance School大将尧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那篇名文：《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