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_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

2002年1月

第18卷　第1期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 ichua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University

Jan.,2002

V ol118　N o11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提　要:翻译活动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与操控的行为,所以文本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本质上的限制,要发展翻译研究就必须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以解释哲学为依据的对话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翻译研究的深化与领域的拓宽,应借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才更有助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和从多元的视角对翻译开展研究。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本理论;对话理论;权力话语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1-0106-04

Translation studies:from theory of text to theory of pow er and discourse

LU Jun

Abstract:T ranslation is an activity manipulated by many factors,such as s ociology,history,culture and ideology1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s ource2text oriented m odel has its congenital limitation,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calls for a break2 through of this conventionality1And the author als o holds that though the theory of dialoguism,which is based on hermeneutic phi2 los ophy,has great epistem 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translation studies,and it has its limits,too1The author,hence,argues that an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should be m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put forth by French philos oper Michel F oucault.

K ey w ords:translation studies;theory of text;dialoguism;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和令人瞩目的成绩,是有史以来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目前,翻译研究呈现了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从原来只有语言学与文艺学的参与发展到有美学、历史、文化、哲学、甚至思想史、意识形态等多学科参与的讨论。从参与者的队伍来看也有着明显的学科融合,彼此介入的趋势。如原来专事翻译研究的人开始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拓展翻译研究的疆域,而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借助其理论优势而“入侵”到翻译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是西方译学思想译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学科发展到第五时期,即系统综合时期后,各相关学科彼此交叉、互相观照、高度综合而形成的必然局面。但更主要的是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给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新启迪。

大体上说,我国翻译研究已走完了“原文文本中心论”阶段,其标志可以说是对“等效论”所展开的普遍批评。现在正在展开的是关于对话理论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段也已初露端倪,即把翻译研究引向大的文化视野中去,从哲学、历史、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阶段。如果用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 oucault)的术语来说是“权力话语理论”的研究时期。下面分别论述一下这三个阶段的情况。

一、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一致性的追求

自从有翻译活动以来,一直到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博士的等效翻译论的译介,我国翻译研究始终没有走出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樊篱。在上述漫长的历史时期,原文文本一直占据着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无论是把翻译活动视为科学的语言学派,还是把翻译活动视作再创造的艺术学派,都没有离开过这一中心,他们孜孜以求的一直是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尽可能地使译文“逼近”原文。这一点从人们给翻译所制定的“标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年来,人们为翻译制定了不少“标准”,但有代表性的不外乎“信”、“忠实”、

“神似”、

“等值”、“等效”等等。虽然它们的表述方式各异,其实质基本相同,都是以原文文本为中心,追求译文在意义上与原文的一致性。这一点在“信”、“忠实”和“等值”这样一些字眼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只是“等效论”似乎不明显。正如其创始人奈达在提出翻译的新概念时所说的“新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还应当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所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谭载喜,1984:1)。但实质上,等效论仍是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只是有一定间接性罢了。因为等效论的所谓“等同效果”、“等同反应”仍然蕴含了一个前提,即译文文本必须在意义和功能上与原文文本相同。所以说,等效论并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的阴影,没有真正走向读者。

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思想与人们对语言及文本性质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二战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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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把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当时几种主要的语言学派,如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以及交际学派等都十分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坚持认为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例如,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翻译理论家罗曼・雅可布逊就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的缺乏,人们可以通过译借词、造新词、语义转移或迂回的方法对语言进行修饰和加工。伦敦学派中翻译界代表人物是卡特福德,他强调语言的共时性研究,重视语言间的对比,并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翻译进行描述,认为在任何两种语言或方言之间,不论有无联系,也不论彼此间有什么样的空间、时间、社会关系,都可以寻找到对等语,都可以进行翻译。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更是把语言看成是封闭自足的结构。其翻译界代表人物奈达认为虽然各种语言用符号表达意思的方式互不相同,但每种语言都有符号表达全部生活经验。后来奈达从语义结构的翻译研究转向了交际理论的道路,但他的语言观丝毫没有改变。总之,这几种主要语言学派都强调语言研究“共性”、“同”的性质。也正是在上述语言观指导下原文文本中心论的观点才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活动的主导思想。他们把翻译活动视为在译文语言中寻找与原作语言“对等语”的过程。

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者则一直受着20世纪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把文本看成一个封闭的符号世界,一个自足的系统,也自然要把重点放在原文文本上,从文本的语言特点,结构特点中去寻找作者的原意或作品的内涵。从普遍意义上看,20世纪西方的文艺学流派都有以作品的形式为中心的趋势,如俄国的形式主义美学、美国的符号学美学、法国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英美新批评以及神话原型理论,甚至当今的解构主义文论都是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客体为出发点的。它们或从美学角度研究艺术形式与个人审美心理的关系,或从文本角度探讨作品的象征结构或语义结构、意指关系及修辞技巧等等。在这些理论与思潮的影响下,翻译的文艺学派也必然形成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理论。他们把翻译视为一种“再现”的艺术。例如前苏联的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认为翻译活动是用乙语把由甲语写成的作品表达出来的再创造活动。它的任务不是寻求语言上的一致,而是寻找艺术上的一致性,译者要再现的不是原文中的词语,而是原文所表达的艺术形象。在这种观点中,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在翻译研究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求同”思想是有其哲学基础的,即受认识论的主体哲学和科学主义影响的结果。主体哲学把人的精神视为主体,而把精神以外均视为客体。而主体对客体的把握与认识是通过语言这一工具来实现的,在这里,语言是一种外在的工具,一种能准确无误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像工具。这就要求语言必须是一种有确定意义的系统结构。只有这样,人们的认识活动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才能交往。由于在认识论主体哲学的基础上,科学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这更增强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并形成了以求“同”为特征的科学主义。这种科学主义思想也被带到了人文科学的研究中。

但是,随着解释哲学的出现,人文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哲学上发生的语言论转向,这一观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渐

渐认识到以科学主义的思想去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不行的。人文科学是强调“个性”而非“共性”,是“求异”而非“求同”。随着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一些更适合于人文科学的理论涌现出来,从而也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二、对话理论的研究:“异”的凸现与翻译标准的破碎

20世纪中期,哲学解释学的出现,人们对语言主体性的认识,使得认识论主体哲学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受到了动摇。人们认识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主体的概念是不同的,客体的内涵也不一样。自然科学中的主体带有“非中心主体”的特征,即主体在协调自己行动的同时也要协调他人的行动,以达到一种人人能检验的方法来测量、计算和推理的目的,因而这种认识活动是一切主体所通有的,这样才能使客观性成为可能。所以,求同、寻找共性是其不可避免的目标。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却与之不同,在这里主体带有较强的“自我中心主体”的特征,或称“个体主体”,它强调自我中心性,更重视个人的直觉,并不强迫必须与其他个体完全一致,因此,它的客观性也远非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性,它并不是必须一致性,而带有更多的协调性。简言之,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个性与差异性更得到强调,而非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加强。

在客体方面,两类科学也很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客体是人以外的客观世界,而在人文科学中,人是主体,但客体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是由人、社会和自然共同组成的对象世界。因此,这个对象世界就带有许多变动不拘的性质,不仅存在被动性,同样也存在着主动性,或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以翻译为例,由于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读者对象创作的,那么,作者创作活动的直接客体是外部世界,但它又隐含了一定的读者对象,因此这种隐含的读者又成了他创作活动的间接客体。在译者方面,当他在阅读和欣赏原文文本时,他这位读者又成了主体。他所阅读的直接对象即原文文本,是他阅读活动的直接客体,但他理解的文本又不是对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表现,而是原文作者眼中或心中的对象世界,所以,原作者又成了译者阅读活动的间接对象。实际上,作者与译者在这一整个过程中是两个主体(主体间)通过原文文本的互相交流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与客观世界发生着联系。这种主体间的互相交流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话过程。

在对语言的看法上,解释哲学也批评了把语言单纯视为工具之语言观的片面性,指出语言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一旦创造出来便成了一种脱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纯客观的东西。语言之存在是离不开主体的,只有当我们言说时才使语言得以呈现,它总是伴随主体的存在而存在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谈论语言,但看上去总是仅仅就语言而谈论。事实上,我们已经让语言从语言那里并在语言之中用语言对我们讲它自己,即言说它的本质。”(1995:67)这说明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而且“说”总是为了“听”,有听才有说,说是以听为前提的。这就构成了听者与说者的对话关系,这又体现了语言的主体间性。所以在解释哲学那里,语言已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工具了,而成了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也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其意义的生成不再是能指指向所指的那种明确关系。因为它有主体性的介入而使得意义不那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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