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见9-10世纪的中外贸易

《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见9-10世纪的中外贸易
《中国印度见闻录》又称《苏莱曼游记》，写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是阿拉伯作家关于
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

该书根据旅居于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经历而写成。

全书共分为两卷，由于卷一首页散失，卷一作者不详，目前为大众所接受的观点是作者为本书中明确提到
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

卷二作者为阿布•赛义德。

第一卷详细的记载了从波斯湾至广州的海
上交通路线和沿途岛屿和中国的物产风俗，经济贸易，宗教信仰。

该书第二卷还记载了黄巢
起义，中国的法律惯例，社会风俗，宦官外任，官吏出行，城市建筑与布局等等，尤其对中
国与阿拉伯商人之间的贸易情况作了详细的记叙。

该书文辞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内容详实。

目前学术界关于此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集中在书中具体内容的考释，中国伊斯兰教史，中西
交通史，中国林业史，关于中外贸易的研究零散见于一些中外贸易史研究成果当中，本文拟
以本书为主要依据，并结合国内相关史料，对9-10世纪中外贸易情况作一总体介绍。

一、《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的中外贸易路线
该书记载从了从波斯湾出发经过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再到中国的航线，对沿途经过的海域
和岛屿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比如说存在食人族的安达曼岛，盛产黄金的南巫里岛，并对锡兰
岛的地形地貌进行了描写。

同时还记载了沿途存在的暗礁和淡水补给地和海洋物种。

从马斯
喀特到故临的航程，中等风力需时一月。

故临有一个军事哨所，归故临国管辖。

那里有水井，供应淡水，并对中国船只征收关税；每艘中国船交税一千个迪尔汗，其他船只仅交税十到二
十个迪纳尔。

可知当时中国船只的建造已经达到很大规模。

1000迪尔汗等于50个迪纳尔，
对中国船只征税多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中国船只吨位大。

随后，船只航行了十天，到达一个叫占婆的地方，该地可取得淡水……得到淡水后我们便向
一个叫占不牢山的地方前进，这山是海中一个小岛；十天之后。

到达这一小岛，又补足了淡水。

然后，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前进，这里，暗礁林立，中间被一通道隔开，船只可
以由此通过。

当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到达占不牢山之后，船只就扬帆去中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

这是关于到达中国的航线的记载,其中提到了淡水补给点,可以为当时的航
船和水手提供可靠地依据。

广州是当时的贸易枢纽，《见闻录》中对于广州的记载非常详细，常以广州为例。

“广府是
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关于《见闻录》中所记载广府是否就是唐代的广州,目前还存在些许争议,有学者认为这个词的阿拉伯原文读作khanfou，音译或作“广府”或“杭州”，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认为它是广州府的略称，日本学者桑原
骘藏《蒲寿庚考》认为它是杭州府的略称。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khanfou也可以译为“江都”，
即今天的扬州。

不过根据《见闻录》中记载在城中居住的阿拉伯商人有上千人之多，加上文
中所描绘的频繁的商品贸易和大规模的商船远航，可以推断当时只有广州可以达到这样的地位。

广州外贸事务的繁荣主要由于唐代在广州设置了中国最早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
设市舶使主管外贸事务。

关于在广州首设市舶司的记载在两唐书中并未出现，《通鉴》胡三
省注曰：“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徕海中蕃船”，可知广州外贸事务频繁主要得益于市舶司
的建置,吸引大量外商来此贸易和长期居住。

二、《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中外贸易规则与管理
《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许多有关中国人与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详情，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些唐朝政府对待外商的态度和贸易规则。

“商人苏莱曼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个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
意办的。

”我国的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广州藩坊，海外诸国人杂居，置蕃长一人，专勾蕃
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

（《萍州可谈》卷二）,唐朝政府在处理与外商的关系中尊重对方的
信仰与习惯,保证双方贸易朝着良好的态势发展。

“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
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

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
异议。

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

”
而且唐朝政府还给予阿拉伯外商以优惠的价格,“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
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为止。

他们提取3/10的货物,把其余的7/10交
还商人。

这是政府所需的物品,用最高的价格现钱购买,这一点是没有差错的,每一曼那的樟脑
卖50个法库,一法库合1000铜钱。

这种樟脑如果不是政府去购买,便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

”
政府将价格订到高于市场价格来与外商交易,使外商获得更大的利润,外商在中国有利可图,自
然长期而且频繁的来中国从事贸易。

同时,唐朝政府肯定也要获得收入,在中国的外商要缴纳税款,唐朝政府的外贸税收占据国库收
入的很大一部分。

“在中国的阿拉伯人或其他外国人,要按其动产交纳税收,以便能保全自己的
财产……广府尽管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我估计,纳入国库的钱每天可达五万迪纳尔。

”
唐朝严格规定了严格的道路通行管理制度,“如果要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是城市的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白银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种证明……如果出现丢失,或在中国去世,人们将知道物品是如何丢失的,并把物
品找到交还他……”这种外来商人登记规则既可以有效的保证外商在中国的人身和财务安全,又
可以有效的维护社会治安与秩序,也反映出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密切和管理制度的完善。

三、《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所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交换
《见闻录》中记载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中外贸易中的商品,其中关于茶叶有如下记载:“国王本人
的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

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
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

”这里可以看出唐代饮茶风气的盛行和茶叶贸易的繁荣，茶叶税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这和唐代茶叶的去涩杀青技术的发
明与推广是分不开的，茶叶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食品和药物，而且成为大宗出口的货物。

同时，关于丝绸的描述也是浓墨重彩，卷二中记载一位阿拉伯富商去拜会一位中国的宦官，会面时商人注意到宦官胸口上长着一粒黑痣，宦官察觉后笑着说请数一数我穿了多少件
丝绸衣服，商人数过之后才知道他竟然穿了五件之多，可是黑痣仍能透过这些衣服显现出来。

在阿拉伯人眼中，丝绸是他们同中国贸易交换的大宗商品，而且唐朝时期的丝绸织造技术已
经达到很高水平，所以在他们和中国官员会面时，才会更多的去关注丝绸衣物。

《中国印度见闻录》是重要的中外交流史料，详细的记载了我国唐代时期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的贸易情况，也是我们了解当时周边国家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

这部文献应当引起我们足够
的重视和深入的发掘。

参考文献
[1]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8
页
[2](后晋)刘煦等：《旧唐书·郑畋传》，中华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