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战后西方城市研究的学派

第十一章战后西方城市研究学派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研究历来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长期以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学派。根据诸学派的形成发展的先后，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主要是生态学派、新城市经济学派和行为学派；第二时期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新韦伯主义学派和人某主义学派;第三时期则以结构主义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和福特主义学派为主体。

一、生态学派

城市研究中的生态学方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主要研究城市居民结构的空间形态，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19世纪30年代的整个北美地区，人口增长集中在城市地区，大量的国内和国外移民是这一时期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来源。由于工业基地的扩展和不同种族人口的增长，芝加哥成为20世纪北美大都市的象征。这一时期大都市社会生活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种族和民族团体间的同化和冲突。芝加哥的一个社会学家小组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理论建立起芝加哥学派的概念性框架。

帕克(Park, 1936)是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理论创始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两个层面组织起来的，一个是生物学的层面，另一个是文化的层面。在生物学层面上存在竞争、优势和侵入的一般生态学过程；在文化层面上，社会文化被看成是依赖于生物学层面的一种超结构。尽管这种文化超结构被认为能够抑制竞争(尤其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但最终的空间秩序仍然是生态秩序的产物。

芝加哥学派把生态学原理(竞争、淘汰、演替和优势)用于城市研究。早期城市研究成果是伯吉斯(Bugess, 1972)的城市同心圆模式和霍依特的城市扇形模式。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方法可看成由一个典型的城市分析衍生成许多概念。一方面，这种方法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涵；另一方面，它导致了对空间变异的经验主义研究，并且更加强调要详细地研究地方条件，尤其要研究一些有特性的邻里。60年代的生态学论文大多建立在社会区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理论的基础上。这种社区分析理论提供了多维分析城市区的手段。后来，由于因子分析中计算机的应用，人们才有可能应用归纳方法来建立多维空间的城市结构模型。1969年莫德(Murdie, 1969)运用因子生态学方法对多伦多市进行了分析。他综合了伯吉斯同心圆理论和霍依特扇形理论，对城市社会区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设: (1)经济状况与收入、职业和教育相关，并且这种经济状况构成城市的扇形模式；

(2)家庭状况与生育、家庭类型和妇女劳动力相关，并且围绕中心商务区(CBD)呈同心圆分布；(3)不同种族状况的家庭倾向于在居住空间上成组聚集。据此，他认为城市结构在空间上是由家庭、种族和经济状况综合形成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共同组成的。

类似的研究至少建立了这样的理论框架，即:伯吉斯和霍依特模型在许多方面互补，阶级及其成分可能表现为扇形，而家庭状况可能表现为带型。然而，10年以后，这种城市研究技术路线逐渐消失。到70年代初期，城市研究兴趣开始从描述性中挣脱出来。

卡斯托(Casteels,1976 a;1976b;1977)三篇关于城市社会学的文章试图把城市社会学科学化。首先，把城市化看成生活的方式；其次，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之间存在联系；第三，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卡斯托也反对把这些观点作为一间科学的基础，其理由在于它们缺乏理论特色。因为: (1)生态系统的概念只是把社会结构看成一个整体的一种理论表述；(2)城市化的概念表达了“大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仿佛它们是明显的

城市生态形式的产物；(3)伯吉斯尽管揭示了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问题，但同心圆模型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特定的社会过程定义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当然是一个错误。

在中国，城市地理学界长期将伯吉斯同心圆模型和霍依特扇形模型作为城市地域结构的基本理论基础，城市生态学界则注重城市自然生态与环境的研究。鉴于近年来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流动人口等正在加速改变我国现行的城市社会结构。据此把城市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生态学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新古典主义学派

新古典主义学派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它把社会看成一个由个体组成的集合，现实的个体偏好形成经济形式和社会性质。新古典经济学承认两大部门，即家庭和公司。家庭需要商品和服务，一方面既要最大地满足它们的偏好，另一方面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要得到满足。这也就是说，家庭希望得到最大的设施满足。公司在供应商品，所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时，希望一方面在数量和比例上满足，另一方面也期望获得最大的利益。生产兰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净产值的分配主要依据边际生产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将被利用来达到它们的价格高于它们本身的价值。

进行经济分析时，新古典经济学有4个假设。第一，商品生产和服务业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第二，所有的家庭和公司都能得到理想的信息；第三，依据这些信息，家庭能得到充分的设施，公司能获得最大的利益；第四，假定生产具有弹性，生产要素能很容易地被相互交换。

在城市研究领域，新古典经济学对应形成城市经济学，其主要内容是:首先，居住区位的新古典模型假定住房空间消费和交通价格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总的设想为家庭使用折衷(trade-off)交通价格(距城市中心愈远交通价格愈高)来对抗住房价格(距城市中心愈远住房价格愈低)，作为希望达到在总预算限制下有充分设施的目标(Alonso,1964;Kain,1962;Muth,1969;Wingo,1961;Mills,1992;Rowthrn,1974;Roweis and Scott,1978)。第二，交通价格、住房价格和家庭收入共同制约不同家庭和不同收入组的城市空间区位。也就是说，不同收入家庭在城市的空间分布，实质上是这些家庭对住宅密度偏好、时间、空间和住房需水的综合反映。第三，比较折衷模型(trade-off model)的两个特性值得注意: (1)重点放在住房要求的结构方面，(2)房租作为一种适度的分配手段(a rational allocative device)，即，它们将土地分配给最高的出价者。

然而，新古典空间均衡模型和城市地租理论也受到广泛抨击(Rowthrn,1974;Roweis and Scott,1978)，其主要缺陷有以下三个方面: (1)新古典经济学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t)的产物，它描述了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而且事先假定这些个体的特性、偏好和口味；(2)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商品交换是社会关系的唯一准则；(3)新古典经济学与自然主义不相容。整个经济过程表现为生产和交换间的关系。生产被看作为一个技术过程。这个过程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转化和产出相关。

由于城市经济学的上述缺陷，新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在实际效果上，它是对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空间内容的补充。一个标准的新城市经济学模型通常建立在大量的假设条件基础上。它通常假定一个具有单一中心的同心圆的、均一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集中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生产。住房需求仅仅与地块规模和区位相关，而忽视了外在的东西和公共部门政策，城市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反映了市场竞争中的地租变化。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一个典型的新城市经济学模型能被用于确定土地利用的长期平衡模式。例如，在一个居住区位模型中，家庭被假定为企图得到可能大的边际效益(包括住房空间消费量，距中央商务区距离以及混合消费品的消费等)。最大化是对一个预算约束的目标。这类最大化行为产生了一个随距中心衰减的地租和居住密度阶梯。

然而，标准的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也明显地具有局限性。70年代的许多研究工作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