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婚姻观念之浅析

唐朝女性婚姻观念之探析王俊杰20105161228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摘要：唐朝前期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使唐朝更加开放、开明。

开放的政策在女性的婚姻观念中也有体现。

贞节观念显得比较宽泛，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自由。

在唐中后期佛教世俗化的兴起，也影响着女性的婚姻观念，着重体现在唐代女性敢于突破世俗门第观念。

这从一侧面反映了唐代女性反抗礼教的精神。

关键词：唐朝婚姻观念女性前言学界也曾对婚姻史进行过长期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对婚姻关系确立过程中根植于时人思想深处、体现社会观念的婚姻观念的研究则尚显薄弱。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古代中国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唐朝前期，空前辽阔的疆域给了唐王朝更多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的机会。

唐朝的对外政策也更加的开放、开明。

唐朝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对唐朝女性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写唐朝女性的婚姻观念。

一、唐朝前期的女性婚姻观念南北朝至隋唐是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

作为唐王朝的建立者的李氏家族本身就是胡汉通婚的融合体，深受南北朝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方面影响；经济文化的发达、国力的强盛使其对外对内采取开放、兼收并蓄的政策，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这促使唐朝更加开放、开明。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大多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大为淡薄，婚姻自然开放自由些。

1.贞节观念比较宽泛。

贞节观在我国起源很早，它是封建社会强加给女子的精神枷锁，其主要表现是“从一而终”。

但是截至宋初，贞节观念还不很强，而且含义也不同于宋以后，尤其是唐代贞节观念比较宽泛、淡薄，离婚、再嫁不以为非，这在整个封建社会都较为罕见。

《唐律·户婚》对离婚曾有规定。

如：第一，“若夫妻不相安谐而离者，不坐。

”第二，夫虽可因妻犯“七出”而出妻，另一方面妻也可“三不去”［1］672,183。

这些规定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下的父权，但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无明文限制，尤其是“不相安谐即可离异”是比较文明的，反映了唐代婚姻的相对自由。

在法律上无大的约束限制，在现实生活中，离异再嫁就比较容易些。

如唐玄宗时，文人崔颢“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

再如令狐建在未显时就与李宝臣女成亲，后升任右神武大将军，就想休妻，“乃诬（其妻）与傭教生邢士伦奸通……因逐其妻。

”［3］271,478 这些事实反映了父权社会男子弃妻的随意性和女子“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可悲命运。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由妻子提出离婚的。

《旧唐书·列传》曰：“李德武妻为户部尚书裴矩之女，结婚一年，德武坐罪徙岭表，裴矩即奏请德武离婚。

”［3］271,650 江西临川一读书人杨志坚的妻子要求离异，时任临川内史颜真卿准予离婚。

这些事实都反映了离婚是比较随便的，不仅丈夫可以提出，甚至妻子也可提出。

离婚改嫁，夫死再嫁，在当时也不以为非。

如唐代皇室中，公主不以屡嫁为耻，唐高祖至肃宗公主98 人，其中再嫁者24人，三嫁者3 人。

就连一向讲究礼法的山东名族，也视再嫁不耻。

如山东著姓卢氏嫁崔绘为妻，“绘早终，卢年少，诸兄欲嫁之……卢亡妹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诸兄不拒”［3］271,654。

所有这些都表明唐代的贞节观念比较淡薄、宽泛。

这是唐代开明的折射，很不同于宋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2.夫妻关系相对自由。

封建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妻子的限制，实际上对丈夫是公开的。

唐代帝王的妃嫔，按《后妃传》规定，不下数十人，事实上远不止此。

白居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尚不到十分之一。

除妃嫔成群的帝王外，上自达官贵人，下至文人学士，也广置媵妾，多则“姬妾成群”，少则“三妻四妾”，纳妾狎妓成风。

但唐代夫妻之间约束往往不很严，妻子也可在外私通。

如《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忧伤成疾。

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至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

国忠曰：‘此盖夫妻想念情感所致。

’时人无不讥诮也。

”[2]1035,850 再如“许敬宗以侍婢为继室，而其子昂与之私通不绝”[3]269,801。

宫廷后妃中更多，这都说明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严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中期以前，上自公主，下至富家女，普遍不守道，她们依仗娘家的权势和财力，贱视欺凌丈夫。

如《御史台记》载：“唐管国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瑰拜谢，不敢以归。

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

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

’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

’遂饮之。

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鸠也。

后人谓太宗所赐为醋，而非青酒，吃醋之说即源于此。

”［4］虽然妇女放荡不守妇道并非美德，但却反映了唐代封建礼教的薄弱和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客观上是对丈夫的一种限制。

二、佛教世俗化影响下的女性婚姻观念中晚唐时期,随着唐代社会佛教世俗化与世俗佛教化局面的形成,佛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代女性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婚姻是女性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而家庭则是展示其人生价值的舞台。

因此,要考察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观念的影响,婚姻家庭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其次,唐代佛教世俗化,不仅表现在佛教信仰深入人心、佛事活动进入村落和民众家庭生活中,成为人们一种日常生活实践。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和村落佛教生活实践中,女性往往扮演着较男性更为重要的角色。

此外,女性独特的生理与心理特征,以及她们在传统社会中相对低下的地位,使得生活在唐代社会浓厚佛教信仰氛围中的女性信众,其婚姻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佛教思想的烙印。

1. 择偶打破世俗婚姻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的缔结系于缘分婚姻门第观念,是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在婚姻关系中的体现。

所谓“门第”观念,是指缔结婚姻的两个家庭必须社会身份与地位相当,也即“门当户对”时,子女才能婚配。

唐前期因受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社会的影响,婚姻重门第,当朝显贵往往以娶高门女性为荣。

如唐初贞观名臣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人,都曾与山东高门望族联姻,反映出门第观念在世俗社会中还具有相当影响力。

佛教的传入与发展,要求打破传统门第观念,尤其是唐代禅宗兴起之后,主张“人人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鼓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认为只要努力进取,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这对于封建时代身处逆境的广大女性群体而言,思想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以及唐初以来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有唐一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反映在未婚女子自主择偶、已婚妇女离婚改嫁、寡妇再嫁现象遍及社会各阶层,成为当时社会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5] 。

考察唐代女性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可从《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这部集唐人说部之总汇的作品集中,了解到许多唐代女性恋爱婚姻生活的真实情况。

在这部书中,记载了大量人与神、人与鬼以及人与动物禽兽婚恋故事,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大都是鬼神或动物通灵后幻化为女子与人间男性邂逅相遇时,往往不去过问对方门第的高低与家庭贫富贵贱,只要对方对自己有意,即认为是一种缘分,便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自我做主、“私订终身”。

如《广记》卷315《吴延瑫》条引《稽神录》故事说:唐广陵人吴延瑫有个弟弟已成年,吴遂托一媒婆为其弟求亲。

没想到一个叫张司空的显贵人家也派家婢召这个媒婆去提亲。

媒人走进这个大户人家,但见“宅甚雄壮⋯⋯见一老姥,云是县君。

⋯⋯顷之,其女亦出。

姥谓妪(即媒婆)曰:‘闻君为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

’妪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邪?’”媒婆话音刚落,老姥之女答话道:“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

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邪?”其后张氏女遂与家婢一起来到吴家“自议婚事”。

没料到吴家人以张氏女年龄与其弟相差悬殊而欲拒绝。

张氏女得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夫妻皆系前定,义如有合,岂老少邪?”言谈之间毫不畏惧世俗门第之见和双方年龄差距,对其婚事据理力争。

同书卷194《聂隐娘》条也载:唐魏博大将聂锋有女名隐娘,一日,“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

白父, 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这里聂隐娘不以自己是“将门之后”而自居,反倒自我做主嫁给了这位“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的普通少年男子,并坚信自己的婚姻选择无人能改变。

此外,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中也写道:“红楼富家女, ⋯⋯娇痴二八初, ,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

”[6]卷2《议婚》以上这些事例,展现出唐代女性在婚恋生活中大胆追求、不畏世俗的精神面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唐代传奇小说故事中所记载的人与鬼神、或人与动物相恋成婚的佛教精变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异类”与人的婚恋生活完全是按照人间夫妻生活的方式“复制”出来的。

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像人间夫妻一样相亲相爱、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幸福而美满。

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往往透露出这种人与异类看似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往往会遭到某种难以抗拒的“外部势力的钳制”而好景不长,导致夫妻婚姻生活“悲欢离合”的原因乃根源于“因果业报”等宿命论。

由此可见,随着唐代佛教世俗化和佛教信仰深入民间,特别是禅宗思想流行的影响,唐代女性婚姻观既具有大胆突破世俗婚姻门第观念、追求自主婚姻、自论婚嫁的积极方面;又有相信姻缘前定、悲欢苦乐皆由业报等宿命论的消极方面。

2. 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夫妻生同衾,死同穴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伦理规范。

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中曾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6]卷1《赠内》以及“义重莫如妻,誓将死同穴”[6] ]卷21《和微之听妻弹别鹤操》的诗句,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夫妻“同穴而葬”观念的普遍认同。

笔者先前曾就唐代丧葬礼俗文化中夫妻合葬问题专门撰文进行过研讨,指出唐代丧葬习俗中,以“夫妻合葬”最为流行[7] 。

然而,检索唐代历史文献,却不难发现唐代不少信仰佛教的妇女却往往置这种儒家伦理道德于不顾,遗令子孙将其遗体单独埋葬。

从现存唐代大量女性墓志资料来看,奉佛女性除了那些出家尼姑多实行火葬、林葬(饲鸟葬)和塔葬外,居家修行的妇女也多持“无累后人,勿遣妨生”的心态,遵从佛教“从薄葬”或“不祔葬”(即不合葬) 。

如《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54《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宿植得本,深悟法门,舍离盖缠,超出爱网,以为合葬非古,何必同坟,乃遗令于洛州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埏。

”是说墓主长孙氏生前信奉佛教,因此,临终前遗命家人按照佛教仪规于龙门山寺侧单独安葬。

同书长寿011《邢州任县主簿王君夫人宋氏之墓志铭》也载:夫人宋尼子“临终之际,谓诸子曰:‘吾心依释教,情远俗尘,虽非出家,恒希入道。

汝为孝子,思吾理言。

昔帝女贤妃,尚不从于苍野,王孙达士,犹靡隔于黄墟。

归骸反真,合葬非古,与道而化,同穴何为?’”可见墓主也是因奉佛而不愿与丈夫合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