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汉语声调演变研究综述

20世纪汉语声调演变研究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俐李摘要：20世纪汉语声调演变的研究集中于声调起源、声调的历时演变和共时演变三方面。

汉语声调的起源有韵尾说和声母说。

声调的历时演变集中于调类研究，中古后的演变开始着手调值研究。

声调共时演变研究还不多，研究的视点是演变类型和条件的探索。

汉语声调演变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历时不成线，共时不成片。

关键词：声调 演变 起源 历时 共时声调演变研究包含声调起源研究、历时演变研究和共时演变研究。

这三方面的研究各有不同。

就研究者而言，汉语声调起源研究以境外学者为多，而国内学者研究汉语声调起源的，又多是非汉语研究者。

国内研究汉语声调演变的多研究历时演变——这是承继传统，汉语声调的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追寻古代的踪迹,近年来，才开始关注共时演变。

就研究对象而言，声调历时演变研究以共同语为主，共时演变研究以方言为主。

研究对象的共时和历时、共同语和方言，研究成果的境外和国内，分别构成20世纪汉语声调演变研究的经纬。

就研究方法而言，境外的研究多推论，国内的研究多实证；古声调的研究多拟测，今声调的研究多实证。

以下分三部分阐述：一、声调起源研究；二、声调历时演变研究；三、声调共时演变研究。

一、汉语声调起源研究关于汉语声调的起源，境外学者研究较多。

主要观点是去声来自韵尾-s，上声来自喉塞音韵尾- 。

这一观点肇始于法国语言学家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1954年发表的《越南语声调的起源》。

后经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美籍华人语言学家梅祖麟等进一步用越汉、梵汉对音材料和汉语方言材料论证，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认同，成为汉语声调起源的一种流行理论。

与此说相随，出现一些相类假说，比如罗美珍的《对汉语和侗台语声调起源的一种设想》（中国语文，1988-3）提出：短元音后带喉塞尾的音节丢失喉塞尾产生短调上声，与长调平声对立，长调平声中的长元音带喉塞尾的音节丢失喉塞尾后分化出去声。

法国沙加尔认同去声来自韵尾-s说，但提出修正意见。

根据奥德里古尔的学说，-s是早期形式，由-s尾产生-h尾，由-h尾产生去声。

沙加尔说，历史材料和汉语方言都没有找到例证支持-h尾说，相反，倒有一些反证。

因此，他认为，在汉语去声的诞生过程中，早期的-s不是发展成-h尾，而是发展成一种紧喉音，由紧喉作用导致去声产生。

沙加尔用现代方言、越南的汉语借词、历史文献论证去声产生过程中的紧喉音说。

他主张用紧喉音代替奥德里古尔关于声调起源学说中的-h尾说，而“其他方面就不必改动了”。

一些认同奥德里古尔韵尾起源说的国内学者也认为奥德里古尔的假说有不完善处。

[1]1998年，徐通锵著文反对声调起源于韵尾说。

他认为该说的论据不足，所用的历史比较法不成立，因为“声调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与发生学无关，难以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声调起源问题”。

他认为，蒲立本等所用的越汉、梵汉对音不是“等值对译”，“如果没有音系内部的根据作基础”，难以成为可靠的证据。

同时，- 韵尾在汉语方言中普遍出现，包括非上声（非入声），“古上声来自喉塞音韵尾- ”之说如何解释？徐通锵的结论是：汉语上声、去声的形成与韵尾无关，而与声母相关，是音节首音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消失或变化使其发音音量转化为声调。

[2]徐通锵的立论遭到国内汉藏语研究者瞿蔼堂、江荻等的反对。

拙文“声调起源研究的启示”（待发表）有详细阐述，此处不赘。

二、声调历时演变研究声调的历时演变研究应有调类和调值两方面的研究，由于种种限制，实际以调类研究为主，调值研究偶有论述，多为拟测。

汉语有几千历史，所谓声调的历时演变研究，就是汉语各发展阶段的声调研究。

按照汉语史研究惯例，分作上古、中古、近代三段叙述。

2.1 上古声调研究上古声调的研究集中于有无声调和有几个声调的研究上。

明朝陈第首开我国音韵学研究上古声调先河。

他持“古无四声说”，他的“四声之辨，古人未有”（《毛诗古音考》）常为后人引用。

顾炎武主“四声一贯说”（《音学五书.音论》）。

清孔广森是“古无入声说”（《诗声类.序》）。

段玉裁则是“古无去声说”，江有诰、王念孙等提出“古有四声”，后经夏燮《述韵》的精当论述，为学术界广泛接纳。

今人龙异腾指出，顾炎武和江有诰都持四声说，但有区别。

顾炎武有三论：1.古有四声；2. 四声通转，可随意转，即声无定声；3.入声为闰声，与平上去不是同一个层次。

江有诰也有三论：1.古有四声；2.四声通押，指四声可相通押韵，但声调未变，即四声有定；3.入声与去声关系密切。

可见，在四声通转还是通押上二人根本不同，江明确批评顾的通转说。

[3] 由于追寻四声来源以及用四声解释《诗经》用韵遇到一些问题，20世纪的上古声调研究依然各说纷陈。

黄侃认为，古无上去，只有平入二声（《音略.略例》）。

王国维持五声说：阳类一声，阴类四声：平上去入四声（《观堂集林.五声说》）。

陆志伟也是五声说，但内容不同： 平、上、长去、短去、入（《古音说略》）。

王力主舒促二类，二类中再各有二，即：舒声有平、上，促声有长入、短入（《汉语语音史》）。

黄典诚的主张与与众不同：舒声有平、上、去三声，入声也有平、上、去三声，这样，声调就只是音高的不同，与韵尾无涉。

罗常培、周祖谟所持四声说为多数人所接受。

[4，34页]陈重瑜详尽统计了《广韵》声系里舒入字并列的谐声系统，比较其四声的分布，他的统计数字和一些实例都证明上古音到中古音之间入声与去声关系密切。

这一结论支持段玉裁和章太炎的“平上与去入二分说”和黄侃的“只有平入二声”说。

[5]20世纪90年代，仍有人认为上古没有四声，“周秦时代是古汉语从无声调向有声调发展的过渡时期”。

（周耀文，1992，转引自文献[2]）2.2中古声调中古四声因《切韵》《广韵》等韵书的明确记载，无须多论。

但有学者从一些韵文中发现中古四声有分化印迹。

王士元以杜甫名篇《丽人行》为例，指这首诗头6行和后10行的韵脚的声母按清浊成交叉对应状。

头6行韵脚的声母是： 清浊 清浊 清浊最后10行韵脚的声母是：浊清 浊清 浊清 浊清 浊清这显然是有意为之。

只是无法证明杜甫是利用声母清浊的语音差异，还是利用了声母清浊特征对韵脚调型的影响而发生的差异，即声调的差异。

[6]周祖谟根据日本《悉昙藏》的关于“平声直低，有轻有重”“四声之中，各有轻重”的记载，认为公元9世纪前的中唐，平声已依照声母清浊分化为两类。

[7]2.3 近代声调近代语音以《中原音韵》为代表。

《中原音韵》的声调与中古音比较，其不同或曰演变即：平分阴阳，阳上作去，入派三声。

此谓声调演变的铁律，广泛认同。

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于演变的时间。

关于平分阴阳的时间。

朱声琦据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三个“华”字读音的考订认为汉代已经开始平分阴阳，[8]杨剑桥反对朱声琦之说，认为浊声母“华”分化出清声母“花”系古代的“破读”，即变读字音以表词义或词性的变化，不能作为平分阴阳的证据，他认为“平分阴阳”起始于公元8世纪左右的中唐时代。

[9]就今天各方言看，平分阴阳是调类中最稳定的，从南到北，各方言的声调系统中大都有阴平、阳平。

只有一些单字调为三个调类的方言，平声不分阴阳，但在连读中能分出阴平阳平，如新疆焉耆，山西的平遥、介休、孝义、娄烦、清徐、文水、繁峙等。

也有单字调、连读调平声为一，都不分阴阳的，如山西的太原、榆次、太谷、交城、祁县、寿阳、榆社、山阴、高平等。

[10]关于浊上作去的演变时间。

元朝泰定年间，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首次将全浊上声归入去声，因此，学者大多认为浊上作去完成于元代。

语音变化是有过程的，元代的记录只表明此为事实，并不代表浊上变去发生于或完成于元代。

对此，学者各有看法。

李新魁认为浊上作去于汉唐时已开始（汉语等韵学，41页），又说全浊上“在唐时已变入去声”（古音概说，99页）。

史存直认为浊上变去“至迟在盛唐时”已发生（汉语语音史纲要，50页）。

罗常培说“自唐时既已发生”（汉语音韵学导论，82页）。

王力认为浊上变去在晚唐-五代之际。

刘纶鑫认为，以上各说的论证都不充分。

他仔细考订了南宋蜀人史炤所作的《通鉴释文》，发现了其中反映出的浊上变去的印记，提出“浊上变去见于南宋”。

他分析王力持论的材料，为已说做旁证：王力持论的证据是宋张麟之为《韵镜》序例的一段话，而“张麟之为之序例则肯定是南宋嘉泰三年（1203）的事……证明南宋时浊上已经变去。

” [11]中古浊上在今各汉语方言中最不稳定，除粤语区外，多数方言都不自成调类，而有7个调类的方言所缺的，一般都是阳上。

张双庆、万波研究了中古浊上在赣语中的演变，发现部分赣语方言的演变有两个不同的流向：1.浊上归去（阳去）；2.浊上归平（阴平）。

他们研究的结论是，浊上归平（阴平）是赣语内部的历时演变，发生时期较早，而浊上归去是受官话影响的结果，发生时期较晚，而且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

这两种演变性质不同，前者是纵向的方言内部的历时演变，后者是横向的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渗透。

[12]关于入派三声。

有三个问题：第一，中原音韵时代有无入声；第二，中古入声何时派入三声；第三，中古入声怎样派入三声，即分派三声的规律。

中原音韵时代有无入声的争论皆因周德清的两可描写而起：既说“‘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声”，又说“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正语作词起例》），后人为此争论不休。

有的认为《中原音韵》有入声，有的认为无入声。

主张无入声者如赵荫堂的《中原音韵研究》（1936），王力《汉语史稿》（1957），赵遐秋、曾庆瑞《<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1962），董同龢《汉语音韵学》（1968），忌浮《<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1980)等。

主张有入声者，如陆志韦《释中原音韵》，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1963）和《<中原音韵>的音系研究》（1983），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1996）等。

金有景是另一种看法。

他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是由促声向舒声的过渡状态：声调已由短促调变为舒声调，调值与阴平、阳平、上、去相同，而韵尾则都带- 尾，与舒声还有差异，所以，周德清那番看似矛盾的话实际并不矛盾，恰恰反映了入声的这种过渡状态。

[13]关于中古入声何时派入三声、何时完成。

张玉来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已失去塞音韵尾，但独成调类；元、明初北方官话口语中还有入声，但个别方言已经消失；而到明清时期，北方官话口语中入声已消失，分派至三声了。

[14]杨剑桥分析了罗常培、陆志伟等人的相关研究材料和结论提出，唐五代的入声虽仍有–p –t –k 韵尾，但已开始失落，到宋代–t –k 都变成了– ，剩下–p还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