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汪晖，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今。80年代初，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现代文学史家唐先生，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被认为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品。

1997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讨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文章，并被视为中国“新左翼”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若干作品被译为不同文字。英文著作《中国的新秩序》出版后又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在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等在不同语境中引起关注。

2004年，汪晖的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出版，该书先后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和《书城》杂志评选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十大社科图书”和“年度图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在20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鲁迅在他的环境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批评成为“文革”时期那一时代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

也因为如此，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如何评价鲁迅及其思想一直是一个具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比如，鲁迅对于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十分不满，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站在胡风等人一边。鲁迅逝世之前，正值全世界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调整了方针，要求各国共产党形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鲁迅赞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强调即使在民族危机和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左翼”也应坚持自身的领导权，所以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这些问题涉及30年代左翼文化和政治的复杂问题。在“文革”中，为了清算所谓“左翼文艺黑线”，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批评被当作批判周扬代表的“30年代文艺黑线”的根据。这其实与鲁迅本人的思想已经毫无关系。“文革”结束后，要“拨乱反正”，围绕着鲁迅的历史位置和他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就产生了许多争议。

因此，鲁迅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位置是双重的：一方面，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是有关改造国民性、“立人”思想和对礼教的批判，一再地启迪人们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苦难。王富仁先生在1985年将鲁迅的文学概括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是适应了这样的一种历史需要。在这个判断背后有一个预设，就是“思想革命”比“政治革命”更为重要和根本。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如何解释鲁迅对于许多人的批评也成了一个问题。例如，原先用鲁迅批判周扬或“文艺黑线”，等到“四人帮”倒台，就又有人提出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所批评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所谓“神话鲁迅”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对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理解问题。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理解鲁迅，总是联系着如何评价他所生活的时代。鲁迅不是政党领袖，他甚至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有一种深刻的颠覆性和激进性，他一再讽刺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批评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时代的革命气氛，但这个讽刺和批判却包含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永远的革命”的精神内蕴。80年代以降有一个倾向，就是谈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和感情世界等等，这自然是很必要的，但从我的理解看，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是和他的激进性非常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

鲁迅与胡适

《南》：这大概也是鲁迅在当代总是处于争议之中的原因。过去20年对于鲁迅有很多的批评。像华东师大罗岗教授讲的，这些批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事论事的批评，比如说他骂了什么人骂错了，说了什么话说错了，另外一类批评却是将鲁迅同“中国走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思路下面，才引申出“究竟是读鲁迅，还是读胡适”这些说法。

你如何理解前一类对鲁迅的批评？

汪：从“五四”时代起，鲁迅开创了所谓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批评过复古派，批评过章士钊、《学衡派》，批评过现代评论派、古史辨派，批评过梁实秋、胡适，批评过中医、京剧和梅兰芳，批评过那个时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过左翼的许多人物。

关于鲁迅的偏执、刻薄、多疑的争议，在他生前死后，从未终止。鲁迅不相信中医，这不是偏执吗？鲁迅批评梅兰芳，我们能够说京剧都不好吗？鲁迅奉劝青年最好不读中国书，现在国学大兴，鲁迅的这些话有问题吧？

我在这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一个个地去辨别。但有必要强调这么两点：

第一，鲁迅的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实在是出于“公仇”。从不离开具体的情境讨论问题，这是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此，他所谈论的具体的人与事往往是社会众生相的一个缩影。比如，以他对梅兰芳的批评为例，他批评的是梅兰芳现象，而不是梅兰芳本人，尤其是那种“女人看见男人扮，男人看见扮女人”的陋习。这是他的所谓“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部分。要是我们把他的批评延伸到对整个京剧艺术的否定上去，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第二，鲁迅的文化批评是在“五四”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也是“五四”的偶像破坏论的一个具体实践。如何看待鲁迅对待传统的态度涉及如何评价“五四”和近代启蒙的问题。

《南》：无论鲁迅，或者胡适，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人物，你能谈谈对他们的一个基本比较和看法？

汪：胡适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人物。他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的“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营垒中的人。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屠杀给予激烈的批判，而胡适也对国民党钳制舆论、扼杀思想自由提出公开声讨，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传人。晚年的鲁迅倾向左翼，卷入左联的活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但他们都没有加入政党。从思想气质上说，两人十分不同。

在学术上，胡适引入规范，告诉大家现代学术要按照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影响深远。鲁迅的学术研究充满洞见，但他更强调的是不断打破规范，总是怀疑这些极易体制化的知识具有压迫性。胡适是典型的现代化派，相信历史的进步，文章平易流畅，气质上是乐观的。鲁迅与胡适一样对传统展开批评，但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气息和十分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