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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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内容提要】小说评点这一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在晚清开始走向衰落。

俞樾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梁启超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

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研究的基本范畴和主要方法开始明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基本确立。

【关键词】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历史生成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本文力图揭示小说研究转型过程中，现代学术范式建构的具体历史过程，特别重视和讨论这一过程中，包括晚清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发掘那些长期被“五四”新文学叙事模式所压抑和埋没的声音，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一、小说评点的困境、衰落与新方法的萌芽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小说评点，从清嘉庆以后就呈现颓势，但从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据主流话语，这从清代几个主要时期小说评点的数据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1种；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1种；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7种；嘉庆年间，有评点本11种；道光年间，有评点本10种；光绪年间，有评点本36种①。

可以看出，小说评点在康熙、乾隆达到繁荣高峰后，就一路衰落下来，道光以后，小说评点逐步进入尾声。

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余波不绝，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评点家，小说批评呈现表面繁荣。

《红楼梦》的评点有几十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有多种评点本问世，《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荡寇志》、《花月痕》、《青楼梦》等新作，刊本也都附有评点。

但是这个时期的小说评点真正有成绩、有特色的是《儒林外史》的评点②，其他大多是平庸之作，理论上无多创新。

光绪年间表面繁荣的数目，实质上大多是旧瓶装新酒。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2006年第5期N o.5　2006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Sichuan Unive rsity(Socia l Science Editio n)总第146期Sum N o.146§学术史研究§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

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

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

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

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

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

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学艺术、思想⽂化、历史⼈物等诸多⽅⾯。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段历史⼤抵分为三个时期：第⼀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和巩固明朝统治⽅⾯实⾏了⼀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中书省，改设⼗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颁写《⼤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案”、“南北榜案”以及⽂字狱，以打击功⾂与豪强；分封诸⼦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休养⽣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励垦荒，实⾏屯⽥，承认农民对⼟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盾，促进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帝朱允炆实⾏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４４卷　１２月号学术月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ｅｃ，２０１２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２中青年专家访谈录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曹树基 ○刘诗古 ●曹树基，祖籍江西省鄱阳县，１９５６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县。

１９７８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２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１９８４年获农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６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谭其骧教授，１９８９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２００９年２月聘为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聘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田家炳访问学者（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及台湾“中研院”访问学者（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

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ＥＨＥＳＳ，２００２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２０００年）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ＵＣＬＡ）历史系（１９９４年）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１）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２）环境史与疾病史（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系教授，招收本方向博士研究生）；（３）社会经济史；（４）中国近现代史。

著有《中国移民史》第五、六卷（１９９７），《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大饥荒：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中国人口》（２００５），《鼠疫：战争与和平———１３２０—１９６０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第一作者，与李玉尚合著，２００６），主编有《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２００７）和《石仓契约》第一辑第１—８册（２０１１）。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历史研究》、《新史学》、《中国人口科学》、《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及新视角

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及新视角清代经济史可真是一片宝藏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提到清代，大家脑海里可能浮现的是那些穿着华丽旗袍的人，还有那满头花白的老爷爷们，没错，那个时期的经济可不是简单的买卖而已。

清代经济发展的可谓是风起云涌，各种现象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

想象一下，那时候的商贩在市集上叫卖，卖的是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真是热闹得像过年一样！不过，咱们今天不光是看热闹，还要深挖一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呢？清代的经济啊，真是让人感叹。

农业是基础，工商业也开始兴起。

那时候，咱们的祖先们可真是聪明。

他们开始学会了如何利用资源，像是开垦土地、修水利，甚至还有手工业的兴起，什么纺织、制陶、冶炼，样样都来。

这种变化，简直就像是在点燃一把火，结果越烧越旺！小镇上的小作坊，慢慢地变成了大商行，大家都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说到这里，真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咱们再聊聊贸易。

那时候的贸易，简直是畅通无阻，南北各地的货物可谓是琳琅满目。

无论是北方的粮食还是南方的茶叶，都是珍贵的“宝贝”。

大家就像是在拼图，一块一块地把经济这幅大画拼起来。

你想想，那时候的丝绸之路可不是浪得虚名，贸易往来，让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商品交融，简直就是一场盛宴。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这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哇，真是受益匪浅。

不过，清代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一路顺风。

想想那些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真是让人心疼。

地震、洪水一来，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全泡汤，结果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些年头，正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

再加上相关部门的统治，有时对地方的压榨，商人们为了生存可真是想尽办法。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有的人就趁机大发横财，给社会带来了不少不和谐的音符。

咱们也不能只看到阴暗面。

清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也逐渐升温。

那些书生们开始了对经济的研究，像是商法、税收、金融，逐渐成为学术的热门话题。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探析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探析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科，旨在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内涵。

在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对于有效开展研究、获得准确的结果非常重要。

本文将探讨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以期深化对这门学科的理解。

一、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文献批评法、文本学和意义论。

1.文献批评法：文献批评法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方法，旨在从文献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

通过对文献的批评和校勘，分析文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作者的动机等问题。

在这个范式下，研究者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文献，揭示其中的异同并进行推敲。

这种方法注重原始文献的准确性，对于恢复文献的原貌和真实意义十分重要。

2.文本学：文本学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研究范式，注重对文本本身的分析和解读。

研究者通过对文献中的文字、语法以及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与解码，揭示文本的意义和信息。

在文本学中，研究者可以运用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工具，分析文本中的词汇、结构和修辞手法，以深化对文献的理解。

3.意义论：意义论考察文献中蕴含的深层意义。

研究者通过对文献的阐释、解释和理解，揭示文献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

这种方法注重对文献背后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观的把握。

意义论的研究范式可以运用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帮助揭示文献中的隐含意义。

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搜集、考证、比较分析和解释。

1.文献搜集：文献搜集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研究者需要广泛搜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古代文献，包括书籍、手稿、碑铭等各种载体上的文献。

搜集的文献应尽可能全面，并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校勘，确保研究的可靠性。

2.考证：考证是对文献的真实性、作者和时间等方面的研究和证实。

通过对文献内部的矛盾与对外相关史实的核对，研究者可以对文献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和鉴定。

考证需要运用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方法，对文献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刘师培清学史研究斠评

学史中的重要概念进行辨析，清代学术的流派进行较详细的考察，对清代学术的得失给予了评价。本文对对并刘师培关于清代学术的相关论述略加疏理，望能揭示其中的学术史价值。期［键词］刘师培；代；术史关清学［图分类号］２２中Ｋ５［献标识码］文Ａ［章编号］１０－７９２０）５０３ — ４文０１４９（０６０ — ６８０
用“ 据” 考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但是．于 “ 对考据 ” 一名称．代的学者也提出了许多质疑。焦循说：不知起于何人，以 ‘ 这清如 “ 强考据 ’
名之。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目于其中乎！”《混（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
乾嘉时期的学术称为考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刘师培首先给出了时问上的界定。在《北考证学不同论》清南中，将清代考证学溯源至宋代的王应麟。具体到清代的历史而言．认为 “ 学以治经为主，经学之他他汉考兴，于顾炎武、始张尔歧。张二公均以壮志未伸，说经以自遣。” 粥又说：始考证之学发源顺治、顾假 …ｓ “ 康熙问 ” １” 并论述了考证学兴起的原冈。刘师培写道：才智之士，于文网，于饥寒，身畏害之不【，ｌ “ 惮迫全暇，用世之念汨于无形，以廉耻道丧，议荡然，俗沉昏，而加清流 …… 复以时值讳匿，婴Ｖ，易Ｊ忌由是或穷历数，或研训诂彤声，然受此以全孤竹之节。自此以还，常之士以学自隐，事干谒。” 卯从上可知夷苏耻 …ｓ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不赞同梁启超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仍然有甚深的影响。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由晚明诸老开出，而晚明诸老莫不寝馈于宋学。此后的李塨、方苞、李绂、全祖望等人也都对宋学有很深的造诣。即便是到了汉学鼎盛的乾嘉时代，汉学诸家的高下深浅，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所以，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见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其次，从学术思想的延续性和承传性来看，后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要在前一个时代孕育生长，并从中可以找到它的萌芽。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不可能随自己时代的消亡而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终究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保留下来，遗存在后一个时代中。这就是学术思想的前后继承性和相互独立性。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指出：“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所谓“每转而益进”，指的是学术思想的继承。前后时代的学术思想无论有多么大的差别，但其中必然有内在的联系，必然有前后延续的成份。而“途穷必变”，则是指学术思想、方法的变革和创新。研究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只看到前后时代的学术差别而看不到继承，或仅着眼于前后的继承而看不到前后时代学术的区别，都是失之片面的，正确的方法应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多方位的全面考察。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研究整个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都隐含了这样一种方法。他说两汉经学，并不是蔑弃先秦诸子百家之说而别创所谓经学，而是包孕先秦百家而始为经学之新生。宋明理学，并不是蔑弃汉唐而另创一种新说，而是包孕两汉隋唐之经学和魏晋以来流布中土之佛学而再生。清代学术也不例外。对清初诸儒而言，宋明理学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知识资源，宋学对他们的影响自不待言。乾嘉诸老以考据为宗，但是他们从事考据的终极目的仍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的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不可掩。而道咸以来，随着训诂考据一途走向绝境，学者似把眼光再次投注到宋明理学上，汉宋调和、尊宋抑汉风靡学界，经世意识和宋学精神得到高扬，理学重新得以复兴。所以钱穆认为，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而来。诚如所言：“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8］钱穆治学术史，善于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置放到思想史本身的运动中加以分析，善于从中国自身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去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他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在近现代学术界并不是没有赞同者、响应者。比如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专辟“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来讨论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认为清代汉学家表面上虽然表现为反道学，但他们所讨论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仍是宋明道学的继续，与钱穆持有相同的见解。［9］

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目

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目（一）刘墨编中文部分参考书目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大学日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海，开明书店，1927《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海，开明书店，1926《国史列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无出版年月《国学月报汇刊》，台北，学生书局，1971《现代评论》，长沙，岳麓书社，1999《新潮》，上海，上海书店，1986《新青年》，上海，上海书店，1988《学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包世臣：《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合肥，黄山书社，1991 鲍国顺：《戴东原著作考述》，《孔孟学报》第59－60期，1990鲍国顺：《戴震与段玉裁的师弟情谊与学术关系》，《中山人文学报》第1期，1993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组编：《清史论文索引上编》(1644～1840)，北京师范大学油印本，1973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综合性图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蔡可园：《清代七百名人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4岑溢成：《诗补传与戴震解经方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岑溢成：《训诂学与清儒训诂方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博士论文岑仲勉：《考据举例》，《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79 陈旦：《清儒治文字学之派别及其方法述略》，《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1923陈登原，《中国文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陈第：《毛诗古音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97 陈澧：《东塾丛书》，台北，华文书局，1970陈澧：《东塾读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陈澧：《东塾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陈美延等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陈平原、王枫主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陈平原等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陈新雄：《古音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87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陈智贤：《清儒以说文释诗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陈柱：《清儒学术讨论集》（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陈祖武：《中国学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程克雅：《乾嘉学者以例释礼解经方式比较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存萃学社，1978 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二编，香港，崇文书店，1971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三编，同上，1972 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四编，同上，1973 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五编甲集、乙集，同上，1974存粹社编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存粹社 1978年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大学出版社，1992戴震：《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4邓广铭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5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83 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杜联喆、房兆楹：《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北京，中华书局，1959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北京，中华书局，1988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北，学生书局，1989杜维运：《清盛世的学术工作与考据学的发展》，《大陆杂志》1964年第28卷第9期杜维运：《学术与世变》，台北，环宇出版社，1971杜正胜、王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1995年第2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樊克政：《中国书院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方苞：《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方东树：《汉学商兑》，北京，三联书店，1998方诗铭、周殿杰：《钱大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方以智：《方以智全书•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方中履：《古今释疑》，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费海玑：《钱竹汀传记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傅斯年：《傅斯年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高在旭：《戴东原哲学析评》，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高正：《清代考据家义理之学》，《文献》1987年第4期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0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耿云志等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耿志宏：《惠栋之经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古国顺：《清代尚书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古国顺：《清代尚书著述考》，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顾颉刚：《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广播周报》第106期，1936顾颉刚编，《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5顾燮光：《梦碧簃石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1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88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杭世骏：《道古堂外集》，补史亭刊本，1788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何冠彪：《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何佑森：《近三百年朱子学的反对派》，《幼狮学志》第16卷第4期，1981何佑森：《清代汉宋之争平议》，《文史哲学报》第27期，1978 何泽恒：《焦循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贺岳僧：《清代汉宋学之争》，《时代精神》第8卷第3期，1943 洪亮吉：《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侯外庐等人：《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7侯外庐等人：《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80 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胡槐植：《戴震师友记》，《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3、4期，1991年第1－4期，1992年第1期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安徽丛书》第六期内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 胡适：《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胡适：《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黄道庸：《清代学术思想之史的发展过程》，《学习生活》第3卷第1期，1942黄建斌：《清代学术发展史》，台北，幼狮书店，1974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1997）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黄侃：《量守文钞》，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价》，《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第11期黄启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些线索──兼论顾炎武钱大昕学术思想的发展关系》，《故宫学术月刊》，第8卷第3期黄忠慎：《惠周惕诗说析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部丛刊本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后汉书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惠氏读说文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惠栋：《九经古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九曜斋笔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惠栋：《松崖笔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惠栋：《松崖文钞》，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惠栋：《易汉学》，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惠栋：《易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惠栋：《周易述》，台北，成文书局，197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江弘远：《惠栋易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 江声：《六书说》，北京，中华书局，1985江声：《尚书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江永：《算学》，四库全书本姜广辉：《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蒋元卿：《校雠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蒋致中：《牛空山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焦循：《雕菰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焦循：《论语补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焦循：《论语通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1金荣奇：《庄存与春秋公羊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瞿兑之：《汪辉祖传述》，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柯维卿：《戴震孟子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孔立：《清代文字狱》，中华书局，1980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来新夏：《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65李调元：《淡墨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台北，明文书局，1985李纪祥：《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上海书店，1996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李瑞良：《中国目录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李新霖：《清代经今文学述》，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李洵：《清代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李耀仙：《廖平学术论著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长沙，岳麓书社，199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上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廖千慧：《焦循论语学研究》，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廖秀珠：《钱大昕及其十驾斋养新录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林聪舜：《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90 林丽容：《民初读经问题初探（1912-193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林美珠：《方东树汉学商兑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林明波：《清代许学考》，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60 林明波：《清代雅学考》，《庆祝高邮高仲华先生六秩诞辰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68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林庆彰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同上，1996林庆彰主编：《乾嘉学者研究论著目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林庆彰主编：《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凌廷勘：《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凌廷堪：《礼经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85刘蕙孙：《清代的考据之学》，《中国文化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刘梦溪：《传统的误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刘梦溪主编：《现代中国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香港，崇文书店，1971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1期，1930刘盼遂：《王石渠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女师大学术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刘起釬：《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刘巍：《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刘寅生、房鑫亮等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刘寅生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柳曾符等选编：《柳诒征史学论文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卢文弨：《群书拾补》，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1978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6陆谦祉：《厉樊榭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罗炳绵：《清代学术论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8罗冈、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罗焌：《诸子学述》，长沙，岳麓书社，1995罗振玉：《清朝学问源流概略》，《东亚》第3卷8—9期，1930 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2000：5）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1999：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马叙伦：《清人所著说文之部目初编草稿》，《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6马一浮：《马一浮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毛子水：《适之先生对学术界的影响》，《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5）梅文鼎：《历算全书》，四库全书本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牟润孙：《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牟钟鉴：〈《明代思想史》与明代思想研究〉，《中国文化》，第10期（1994：8），页173-8。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剧锦阳来源：《祖国》2016年第18期摘要：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世学者研究学术史提供了一种范式，其书论述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学术发展、学派源流、师承关系、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在学界的地位。

学术界也有很多关于此书的评析，尤其是对梁启超与钱穆同名书的比较研究更多一些，但我认为缺少对全书内容的介绍，因此写此文对书中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并对该书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内容提要成就不足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5年之间，原为其在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时的讲义，是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的姊妹篇。

这部讲义诞生在中国近代最动荡的时期，全社会各阶层都在奋力探索救国救民之出路，其主旨在于反对宋明理学空洞无用的抽象说教，注重科学和实践，对明末至清一朝的学术成果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总结，力图说明学术发展变迁的趋势和过程。

一、全书内容提要全书共分为十六章，我认为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反动与先驱”，这一章作者明确地提及“三百年”的明确界限，上溯公元一六二三年，下至公元一九二三年，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①，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梁启超是新时期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不仅体现在戊戌变法上，更体现在他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上。

明末清初，阳明学派明心见性、纯粹谈玄的空疏思想的弊端已经渐渐显露，我们不可否认其在两千年的学术史上的价值，但到后来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②，明末清初在学术界掀起了一阵务实的清风。

第二部分是第二到第四章，讲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先生特别重视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如他在文中所述“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近代史是一个充满着变革与挑战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

近代史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而在近代史研究中，“范式”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其在研究中的作用和局限，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建议。

一、“范式”概念的内涵和特点“范式”一词源于希腊文，最早用于数学领域，后来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型或研究范式，即某一时期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它决定了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方式和处理方式，影响着研究成果的获取和解释。

“范式”不同于单一的理论或方法，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框架，是一种包容了比较广泛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研究取向。

它的内涵是多元的、开放的，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概念。

这也决定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范式”往往是灵活运用的，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上都可能发生变化和转化。

二、“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决定了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方式和处理方式。

在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解释，表现出研究者在认知和表达上的不同。

它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获取和解释。

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中，研究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成果和解释，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范式”问题还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发展趋势。

研究者的选取的“范式”往往代表了研究的某种学术立场和观点，它反映了研究者对问题的关注和把握，反映了研究的学术取向和发展趋势。

三、“范式”问题存在的局限和问题“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

由于“范式”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概念，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范式”，而这些“范式”之间既有共通点又存在分歧，这就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形成共识。

不同的“范式”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和孤立化，使得学术研究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框架。

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

唐宋文学的繁荣局面也备受瞩目。这一时期，诗词、散文等文学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诸如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深入人心。唐宋文学的发展与史学的繁荣有着密切的，文学家们往往从历史中汲取灵感，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同时，文学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和艺术风格。
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我深感基本功的重要性。通过阅读柴德赓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讲义》等书籍，我对史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这些书籍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让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基本功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
首先，柴德赓先生的著作教会了我如何准确地收集和鉴别史料。他强调对史料的收集要全面而严谨，不仅要收集官方的文献资料，还要注意收集民间的碑刻、笔记等史料。同时，对于史料的鉴别也至关重要，需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去伪存真，以便更加准确地呈现历史真相。
唐宋时期，史学与文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逐渐形成。这一时期，唐宋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得以建立和发展。传统史学思想在唐宋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创新，出现了诸多史学著作，如《资治通鉴》、《通志》等。这些著作在继承《史记》的编年体例和史料搜集整理方法的也在史学思想上有所创新，强调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指出，清代学术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初期以复古为主，学者们致力于重振汉学，推崇经典著作。中期则出现了考据学派和义理学派的分野，前者重视文献考据，后者义理阐释。到了晚期，清代学术逐渐走向衰落，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
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将中国学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型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是清末民初的文化碰撞期，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乔治忠教授对清朝官方史学研究述评

乔治忠教授对清朝官方史学研究述评时培磊（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河北廊坊065000）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倡导史学史的研究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釀等前辈学人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一宜是近些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①乔治忠教授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史学史学者，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进展。

以此为个案进行学术分析，对于思考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不无裨益。

-乔治忠教授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乔治忠教授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宜至1978年，他才考进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

1981年，乔治忠提前结束本科学业考入杨翼镶先生门下攻读史学史硕士学位。

三年后以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为题完成学位论文，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留在南开大学古籍所工作。

①如《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就刊登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的一组笔谈文章，瞿林东、乔治忠、胡逢祥、王记录、杨艳秋、李振宏等学者从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范式、发展趋势等多个角度各抒己见。

此外，还有诸多学者就中国史学史学科如何深化研究和开拓局面提出真知灼并撰文见诸报端，探讨中国史学史研究再出发的学术研讨会也屡有召开。

近些年来的讨论热潮，并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初为撰写中国史学史教材而掀起的那次大讨论。

这既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成熟的表现，也有发展至转型期进行路径探索的尝试意味。

352史学理冷与史学史学刊乔治忠教授从事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始于1986年底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将此确定为博士论文选题，此后在此领域辛勤耕耘三十余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乔治忠教授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系列学术专著和论文中。

主要的学术专著有：1994年由中国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这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是指20世纪以来对明代和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和分析的学术领域。

在这个时期内，明清史研究经历了从史料搜集和整理到史料解读和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下面将从不同学者和不同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明清史研究进行综述。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如梁启超、赵尔巽、杨师群等，他们通过大量地寻找和整理明清时期的史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注重对重要史料的分析和解读，如王夫之对明史的注释和学术成就，以及杨守敬对《明史》的整理和校勘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注重对史料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一批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如陈寅恪、汪榕榕、范文瀚等，开始将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变迁等问题纳入研究范围。

他们通过对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如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性、市场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地方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注重对明清时期细分领域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在这一阶段，明清史研究开始深入到具体的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法律史、科技史等。

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其中，文化史的研究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研究者通过对文化产品、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明清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变迁性，并通过对明清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此外，社会史的研究也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研究者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明清时期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并通过对社会上下层次、城市与农村、家庭与婚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展示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20世纪的清史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

近代清史学，即资产阶级清史学。

它的萌生，大体上与世纪同步。

这不是偶然的。

当20世纪迈步走来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和亚洲部分地区已很发达，近代的即资产阶级的学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很多的积累。

在中国，清朝正加速衰败，走向灭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蓬勃展开。

在政治上，革命和社会对了解本朝历史的要求普遍加强了，清史研究和编纂有了最迫切的现实意义，而随着清朝统治的削弱，“国史”研究的环境也渐渐宽松化；在学术上，中国学术近代化变革潮流开始涌动，留学东、西洋输人近代学术理论和方法，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代表了这一潮流，在历史学方面也鲜明表现出来。

因此，断代清史研究最早从近代历史学土壤中破土而出。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一些侨居或留学日本的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热。

《译书汇编》于1900年由日本东京译书汇编社编辑、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月刊，1903年改名《政治学报》，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种人文学术性和政治性杂志。

其后，许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有梁启超主撰的《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发行；东京留日湖北同乡会杂志社编《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同乡会编《浙江潮》，均1903年创刊，等等。

内地人士闻风而动，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编《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影响很大。

早期清史论文有了公开的阵地。

但焘撰《黄黎洲》一文，刊于1903年1月《湖北学生界》创刊号，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篇近代性质的清史论文。

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中山》，1903年刊行，可能是最早的近代性质的清史人物专著。

稍后出版近代性质的清史断代史多种，最早的应推陈怀《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部，1910年？），然后，有华鹏飞《清史》（中华书局，1912年）、吴曾棋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

汪荣宝等《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文明书局，1915年）等。

王树民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王树民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武少民;闫玉环
【期刊名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26)006
【摘要】王树民以考证为基础,对清代学术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编校整理了一些清代学者的文集,撰写了多篇有关清代学者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此外,王树民纵论清代学术发展之大势,他认为清代学术是以经学为主而以史学为从的经史
之学,肯定了乾嘉学者的研究方法.王树民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晚清今文学派在政治、学术方面的影响.
【总页数】3页(P41-43)
【作者】武少民;闫玉环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长春老年大学,吉林长春,13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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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陈居渊【提要】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

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

“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

“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

“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

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关键词】　清代　学术史　范式　变迁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成果最为丰硕,理论观点可谓绚丽多彩。

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式,在近百年的学界中影响深远。

本篇试图通过回顾与评述上述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诠释,探讨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转换与变迁。

一、国粹与科学:从“文字狱说”到“理学反动说”将清代学术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清廷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始自章太炎。

1902年因遭清廷通缉追捕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在重订《书》时新增的《清儒》篇中指出:清代学术之所以由宋明理学转向汉代经学、考证学,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知识分子深受满洲贵族的压迫,论学撰文不敢触及学术问题,因此不得己转向经典考证一途。

因为考证一名一物不会触犯学术上的禁忌,从而避免文字狱的迫害,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家有智能,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

”同时,章太炎又在《学隐》一文中再度阐明了自己这个基本观点:处无望之世,衔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

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枷互。

执羽　除暴,张不可得。

进退跋　,能事无所为,非施之训话,且安施邪?正是根据这一“文字狱说”,章太炎将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分为:清初汉学复萌、乾嘉考据学鼎盛、嘉道今文经学、晚清的调和汉宋等四个阶段。

所谓“汉学复萌”,是指清初顾炎武为清学开山,阎若璩、张尔岐、胡渭等人继之,他们提倡汉学,堪称硕儒。

他们的功绩在于开创新的学风,其本身的学术研究与理学乃有藕断丝连的联系。

所谓“乾嘉考据学”,即为章太炎所确认的清学自成系统的初始阶段。

其标志便是吴派与皖派将汉学研究推向极盛。

代表人物是惠栋与戴震,其治学特色是“渊乎古训”、“缜密严”。

所谓“嘉道今文经学”,是指与乾嘉古文经学立异,崛起于嘉道年间的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是龚自珍与魏源,其治学特色是“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

至于晚清的“汉宋调和”,章太炎仅指名陈澧。

其实,早在乾嘉后期的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汉学精英对汉学的自我反省中已见端倪。

①这里我们颇能发现,章太炎对清代学术所分的四个阶段,实是由其表彰清代汉学考据传统为出发点的,而这个出发点正是基于他的政治上“反满”与学术上“尊汉”的双重立场。

章太炎“文字狱说”的提出,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特别是在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点燃了多数爱国知识分子救国保民、力挽神州陆沉的热情。

反映在学界的则是倡导“国粹”。

如1905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搜罗珍贵古籍,广征会友,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并拟建立国粹学堂等,从而在学界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学术思潮。

而此时的章太炎也正割掉辫子,公开与清廷决裂,投身反清活动。

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正仇满论》就明确指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

又如《序种姓》通过对古代姓氏演变的考察,阐述华夏民族的形成史与胡汉姓氏的同化史,藉此唤起种姓意识,大造排满兴汉的革命舆论,声称“上天以国粹付余”,慨然以宏扬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自任,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

可以说,他的“文字狱说”解释清代学术,既有在民族危机中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有他强烈的国粹意识。

不过,清代学术与清代政治高压固然有关系,但学术的发展仍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未必单一受其政治的支配。

因此章太炎以“文字狱说”解释清代学术,仅是提供了一种政治性的判断,因而是一种外缘性的研究。

但它作为20世纪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首出观点,却将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为稍后的梁启超提出“理学反动说”作了重要的铺垫。

1920年,即“五四运动”以后,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一反以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情怀,毅然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九年献身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其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广为士林所推重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

梁启超著名的“理学反动说”就是出自《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这一理论观点的主要见解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是一种经典考证运动,其特征是消除由宋代学者曲解圣人立教的本意而给儒学的原始经典带来误读与理解上的混乱。

在梁启超看来,宋明理学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

就学术本质而言,“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这种虚学所带来的直接弊端,便是“学88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①陈居渊:《论乾嘉之际的汉学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其反动安得不起?”①4年后,即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举五种学术取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理学反动说”:11王学自身的反动;21自然界探索的反动;31西学输入之反动;41讲学风气之反动;51佛学反禅之反动。

所谓“王学自身的反动”,是指明末刘宗周等人以“慎独”观念,对阳明后学(王畿、罗汝芳、王艮)痛加针砭,提倡“舍空谈而趋实践”的新学风。

所谓“自然界探索之反动”,是指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二书虽非儒学专着,但它一洗明人好空谈而不读书的恶习,显示了学者求实求真的精神。

所谓“西学输入之反动”,是指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以及汤若望等人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当时学者的知识面。

所谓“讲学风气之反动”,是指明人对先秦古藉、宋元刻本的重视。

如焦　的《国史经籍志》,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毛晋、毛扇父子经营的“汲古阁”等,为当时扭转空疏的读书风气起了关键作用。

至于“佛学反禅之反动”,则指晚明宏、德清、智旭等反对禅宗末流的参话头,背公案,掉弄机锋,而提倡净土宗,以极平实的地方立定,从事极严肃的实践工夫。

总之,这五种所谓的“反动”,也正是梁启超建构其“理学反动说”框架的主要内涵。

正是基于上述五种学术取向,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发展进程分为:复宋之故,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等四个阶段。

按照梁启超的这个四段划分,清代学术的发展程序应该是:首先是打倒王学而恢复宋学,其次是反程朱理学而恢复汉唐经学的活力,再次是推倒东汉的古文经学的权威而恢复西汉的今文经学传统,最后是摒弃一切传注式的传统经学而恢复百家争呜时代的先秦诸子学,这也就是梁启超将其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的诠释。

依照梁启超这一反动—解放的模式,清初学术是对王学的反动,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便是汉学对宋学的反动,而晚清的今古文之争,则是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反动,清未诸子学的复兴,又是诸子学对今文经学的反动。

换言之,清代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遵循由反动到解放,即经由启蒙、全盛、蜕分、衰弱四个历程递相流转的学术演化史。

正如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此时的梁启超正倾注极大的热情研究佛学,而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也启迪了他藉此比附清代学术的发展。

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弱期(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②然而细加考察,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四段说却另有渊源。

那就是作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一书中所提出顺康、雍乾嘉、道咸、光绪为清代学术发展的“四期说”。

就分期的性质而言,它当然比上述“四段说”模糊。

就学术而言,梁启超所作的评价也不高。

如果我们再加追究,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实由章太炎的“文字狱说”脱98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胎而来。

论年辈,梁启超长于章太炎,但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起步,却在章太炎之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深受章太炎“文字狱说”的影响。

如他在《近世之学术》一书中屡引“余杭章氏谓”,又如《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同样注意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政治高压的关系:“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

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

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

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争、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①这与章太炎的“文字狱说”如同一辙。

梁启超虽然吸取了章太炎的观点,但是他所崇尚的是西汉今文经学,而此时的章太炎已经是饮誉四海的古文经学大师。

不同的学术取向,最终导致了梁、章对清代学术评价的异趣。

如被章太炎推尊为清初硕儒的阎若璩,在梁氏看来是“粗枝大叶,瑕类很多”,而清初以批判宋儒图书易学而称名的胡渭则“破坏之功过于建设”,即便是他一生中最为敬慕并且推崇为人师的顾炎武也是“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②等等。

不过,作为20世纪的重要范式,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仍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就思想而言,梁氏扬弃了乃师康有为那种神秘的“公羊三世”进化史论,提出了较为客观的兴衰发展观念。

其次,就清代学术的诠释而言,它已由学术的政治性判断逐渐转向学术的价值性判断,无论广度与深度,较之“文字狱说”更为细化,显示其富有原创性与系统性。

也正因此,“理学反动说”并没有因梁氏的早逝而中断,后来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便以它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胡适一生对清代学术情有独钟,早年便自称有所谓的“考据癖”。

1921、1925、1928年胡适分别撰写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与《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三篇关于清代学术的重要论文,③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梁启超“理学反动说”的继承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