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法典对中国民法的影响

四国民法典对中国民法的影响————————————————————————————————作者：————————————————————————————————日期：四国民法典对中国制定民法典的影响中国虽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法典，但关于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课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

勿庸置疑，中国民法的法典化，确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奠基性事业。

因而，对于此项工作，不应有丝毫的大意和急躁，应钻研、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各国民法典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德国、法国、日本、瑞士四国的民法典。

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澳门的法制实际都是在借鉴和继受大陆法系法制，特别是德国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的。

无论从法律传统还是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立法及将来的法典编纂没有特别的理由偏离这一既定取向，德国法对当代中国大陆民法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法学理论研究这三这三个方面同时发生的。

在立法方面，首先是《民法通则》，其在体系上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其前四章依次为“基本原则”、“公民”、“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再加上第七章“诉讼时效”，实质上构成古典民法中的总则。

《民法通则》所使用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代理、债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概念和制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次正式在立法上加以采用，而这些都源于《德国民法典》，除此之外，我国的《担保法》、《合同法》法的制定受德国法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司法方面，德国民法对当代中国大陆民事司法的重要影响，例如情事变更原则和一般人格权制度就是因立法欠缺而由最高司法机关借鉴德国民法的；德国对当代中国大陆民法学的影响较之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更具有深远意义，众所周知，当前大陆民法学的教材是以德国民法的体例结构和理论概念为蓝本的，当代中国大陆民法显然仍在沿用德国民法的基本概念和体系结构，并正从通过苏联民法、日本民法、台湾民法间接接受德国法的影响转向直接借鉴德国法，从具体的法律制度借鉴转向法律思维和方法的继受，这使德国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得以继续加深对中国大陆民法的影响。

受西方列强资本主义民法典的影响,日本民法典虽在制定之初就贯彻了资本主义民法传统原则，但其仍又许多地方值得我国借鉴。

首先，日本民法典体现其现代化与现实性，由于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日本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颁布之初日本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现实社会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

该法典亲属编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的制度,对户主的特权与家属成员的从属地位做了具体规定；即使在财产法部分,该法典也保留了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内容,从而凸现其现实的保守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民法典亲族、继承编中不合时宜的规定作了根本修改,强调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平等,从而实现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现代化。

其次，本土化与国际性，一部民法典编纂的特点,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来决定的。

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

”日本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既大胆学习借鉴甚至移植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顾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从而有机地将二者结合起来。

日本民法典的成功之处就是将移植过来的西方法律制度在日本加以同化和整合,实现了本土化。

再次，法典化与融合性，为了使得法典在适应性和稳定性中达到平衡,日本民法典既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来实现法典的稳定,又通过判例法和特别法对法典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

针对法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客观需求,日本民法典为整个民法乃至整个私法规定了一些根本性的总的原则。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三大立法原则尤其重要。

自由和平等原则的指导下，第8条规定。

“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

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

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

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

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

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正是所有权原则的体现。

③受契约自治原则的指导，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

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债务人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

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履行迟延、债务人的破产程序等等。

瑞士民法典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法典，对我国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响，值得我们专门对之加以研究。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则之下进行的。

民商合一的原则是受瑞士民法的启示而确立的。

然旧中国的立法院当时采行这个原则的背景与瑞士当时实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国和德国的民商分立原则影响到所有的大陆法国家(包括日本)，也影响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对旧中国的民事立法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一)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法国德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编2000余条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事项外，还包含有德国一些单行法所规定的事项，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实体法规定外，在许多地方规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

瑞士民法典没有集中规定时效，而将时效分散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

各种登记制度也分别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

这样的规定方法在适用时较为方便。

瑞士民法典条文数较少而内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条文写得比较简单，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瑞士民法典的“条文规定得有意识地不完备”，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

瑞士民法典是“大众化的法典”，要让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非法学家的法官读得懂、会运用法典既然简单，就必然要赋予法官以“补充”、“充实”的权力。

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

瑞士民法典较之德国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运用了一般条款。

这就是它把诚实与信用原则提高到整个民法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它用来供法官补充和充实法律具体规定的一种手段。

但意义不仅在此。

诚实与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典里的适用局限于债法的范围。

瑞士民法典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第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

这种规定不仅不再限于债法范围中适用，而且也不仅规范义务人的行为，并要规范权利人的行为。

这样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则。

40年后(1947年)，日本把这一规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条中。

瑞士民法的这一规定，以后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展现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在实践中的价值。

论者认为这是对19世纪个人主义民法的纠正，民法走向社会本位的标志。

事实上，德国虽没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规定，但它的判例和学说也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传统立法与制度．瑞士也是个联邦，不过各州有分权的传统，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易统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将许多问题交给州法去处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传统。

瑞士民法典在许多条文中，特别在有关物权和监护继承方面，把许多权力交给州、甚至交给更下级的地方。

例如在继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许各州自行规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条)，在所有权的范围方面，先许按照“地方通常习惯”或“地方通常见解”决定何为物的组成部分或者何为从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标准(第642、644条)。

在相邻权(相邻关系)方面，更是多处准许州法自行作出规定(第702、703、705、709条)。

从瑞士民法典对地方法制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一个地方传统习惯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国家里，“统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协调的。

迈向新世纪的中国，需要一部民法典。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经济基础，我国司法实践中已为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因此颁行一部体系完整、内容充实、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是完全可行的，并将为我国在21世纪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问世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现实。

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法法典化传统甚至民法传统的国家里要制定一部面向新世纪的现代民法典，将会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

这其间，将会经历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左右徘徊，法典的体系化问题还只是这其中的一个集中反映而已。

面对这样的一些难题，我们更需要冷峻的思考而不是狂燥的激情、广泛的探讨而不是过早的共识、勇敢的超越而不是抱残的固守，只有这样，一部真正成功和现代的民法典，才有可能出现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东方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