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妓对宋词的影响

歌妓对宋词的影响
摘要：歌妓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它不仅仅是一种有色事业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

在宋代，歌妓作业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宋词的传播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宋词歌妓传播媒介艺术魅力创作制约
宋代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对歌妓业的提倡，歌妓业因此特别兴盛。

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句子长短自如，既受文人的喜爱，也备受歌妓的青睐。

文人的词在歌妓的演唱过程中得到了传播、完善，词人也在歌妓的反复演唱词的过程中得到了灵感，从而导致宋词的繁荣。

一，歌妓是词传播的最好媒介。

北宋时期，社会相对稳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都市随之繁荣，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也拉动了娼妓业的兴盛。

而随着经济的繁荣，市民生活水平提高，文人们逐渐兴趣追求转移到了精神娱乐方面，这给文人提供了享受娱乐生活的条件，使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游去举行或者参加诗酒之会。

在这些诗酒之会上大都有歌妓唱词来侑觞劝酒、娱宾遣兴，这在宋代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

如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

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

”所谓“每得一词，即草授诸儿。

”就是说，晏几道等人的词，其创作与传播是共时共地进行的。

这就使词的传播可以由歌妓直接从词人的词笺，通过歌唱传播给在场的听众。

在这里歌妓就充任词的第一传播者和首要传播者，便成为一种实际运作的传播方式。

再如，张先在《碧牡丹》中曰：“步帐摇红绮。

晓月堕，沈烟砌。

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

”词中所写即是歌妓在晏珠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歌唱晏殊新词的情景。

不仅仅在这些文人的宴会上，在一般的勾栏瓦舍及酒楼茶馆，歌妓为了给市民听众提供娱乐和消遣，也会在此种场合唱词。

这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等宋人的笔记中都有十分形象、生动的记载。

《东京梦华录》称当时的东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所谓“新声巧笑”和“按管调弦”，即是指歌妓唱词的情景。

《武林旧事》卷六也描写了南宋歌妓在
都城内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等处唱词的场面。

指出：“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

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

”歌妓在这种场合的唱词，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其意义更大。

一首好词往往通过这些不同歌妓的即时吟唱，声口相传，由此及彼，遍及大江南北。

如果没有这些歌妓的广泛传唱，一般的市民还不可能直接从词集等文字媒介来接受词。

可见，歌妓的唱词活动，使词的传播达到了最理想的效果。

二，扩大了词的艺术魅力。

歌妓演唱强化了词的艺术魅力，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

词的艺术魅力首先是通过歌妓的演唱传播得以实现的，前引王炎《双溪诗余自序》说:“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正说明经过女性歌妓的演唱，词特有的艺术魅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

歌妓的传唱，可满足酒筵歌舞信酒之需。

而歌妓的表情、动作，音乐感染力，更有一种激发人感情的作用，可沟通作者和欣赏者的感情联系。

例如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酣畅淋漓的情怀，仅从语言中去领悟显然是不够的，若能借助声乐效果，则更能传达出词作的内在魅力。

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三载：
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

宣和间，供奉九重。

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烦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殉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辈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可见，歌者优美的旋律，可将词人内心那难以言传的兴会高赛、空灵蕴藉的飘然欲仙之感，形象地表现出来，激发起人们“起舞弄清形”、“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情怀，使欣赏者在欣赏词乐时，加深了对词的意蕴的了解和感受。

如果没有歌妓的优美传唱和深情演绎，宋词就不可能产生那样广泛而强烈的社会效应，也不可能占据社会文化娱乐的中心位置而备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喜爱。

三，激发文人的创作。

歌妓也常常能够刺激文人的诗词创作。

宋代很流行“乞词”，也就是歌妓们直接向词人们要作品。

那些憋了一肚子墨水又非常好面子的文人们哪会当场拒绝？常常是在酒席上挥笔力就。

如苏轼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中，也有“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的记载。

此外，如毛滂的《阮郎归》词序：“官妓有名小者，坐中乞词。

”刘过《西江月》（楼上佳人楚楚）词序曰：“武昌妓徐楚楚好问月索题”；高观国《生查子》（蓬莱一念云）词序日：“史辅之席上，歌者赠云头香乞词”；卢祖皋《临江仙》词序有“已而再拜乞词，为赋此曲”；管鉴《桃源忆故人》（寿牙初长香莫嫩）词序有“醉中诸姬索词，为赋一阕”；昊文英《声声慢》（春星当户）词序曰：“饮时贵家，即席三姬求词”，等等，皆是歌妓向词人索词备唱，加以传播的实例。

词一向被看作花间樽前侑酒佐欢的工具，主要功能是娱宾遣兴，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席间尊前的歌妓口头传唱。

歌妓乞词于词人，词人赠词于歌妓，不仅使词作得以保留、流传，这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

四，制约了词的题词和风格。

歌妓演唱对宋词的题材取向和风格基调的形成又有制约性影响。

歌妓演唱的场所又多半是在娱乐性和消遣性的宴会酒间、歌楼妓院，听众到此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感官刺激。

为适应这种演唱的氛围和演唱者歌妓的身份，词的题材就只适宜于表现带有刺激性的妩媚动人的女性和女色。

宋末刘将孙曾说:“歌喉所为喜于谐婉者，或玩辞者所不满;骚人墨客乐称道之者，又知音者有所不合。

”也说明女性歌喉要求的是“谐婉”，是婉转妩媚。

元燕南芝庵《唱论·凡唱所忌》说:“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

”又从反面说明当时女性唱词，只宜唱女性化、柔软化的丽词软调，而不宜唱雄奇壮美的“雄曲”。

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的著名故事，说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只宜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来演唱，而苏轼的“大江东去”则适合于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板来歌唱，也说明了男声宜唱高亢之曲，女声宜唱柔软之调。

正是歌妓事业的繁荣，为了适合于这些唱歌者和听歌者的身份，使得词的风格往往局限于婉转、隐约，这也大大的阻碍了宋词的发展。

不论如何，宋代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促进了色情娱乐业的发展，而适逢宋词创作达到一个颠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繁荣了几百年。

参考文献：
唐圭璋．宋词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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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璞.论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J] 湖北大学学报，
2002(6)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
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养吾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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