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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评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辨析]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摘要：钟嵘在《诗品》中评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世人对此颇多微词。

陶渊明用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情趣和生活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入仕极深而又出世甚远的人生境界。

钟嵘对陶渊明的评价在当时特定时代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保守性。

他一方面肯定了陶渊明的隐逸风格；另一方面忽略了陶渊明“以隐逸寄出仕”之情怀，实则为另一种形式上对陶渊明人格和诗格狭隘化的理解。

亦或是因为这样一部分原因，钟嵘将陶渊明的诗置于中品。

关键词：钟嵘诗品陶渊明隐逸钟嵘在《诗品》中举陶渊明两句诗“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感叹其诗“风华清靡，岂止为田家语耶！”进而称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对此论断，世人颇多微词。

一、学者对钟嵘评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的争论钟嵘认定陶渊明为隐逸诗人，并非鲜例。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后来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他们在谈晋宋之际作家时，谈到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左思、鲍照、刘琨、郭璞、孙绰、汤惠休、谢庄、殷仲文，乃至“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却只字不提陶渊明（《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到陶渊明，但该篇常被认为是伪作，故在此不足取证）。

刘勰、沈约、萧子显等人均不提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绝非属于一时疏忽，而更是出于某种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

在他们眼里，陶潜更多的是以一种隐士身份出现，与其说陶潜有诗名，倒不如说他有隐逸之名，所以只能进“隐逸传”，不能进“文学传”。

然而一直对陶渊明赞赏有加，认定其隐士身份、极力推崇其隐逸风度的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却并没有把陶渊明作入“招隐类”、“反招隐类”。

《艺文类聚》亦与《文选》选材相似，其卷三十六人部“隐逸类”所录，亦没有陶渊明任何诗作。

由此而知，古人对陶渊明“隐逸”的界定并不一致。

有学者认为陶渊明除了“隐逸”之外，还有其对社会、对现实、对统治者“金刚怒目”的一面。

宋胡仔《苕溪渔隐业话后集》：“钟嵘品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明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

析之以忧时念乱，思扶晋衰，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剑飞，斯陶之心瞻出矣。

”陈衍《评议》谓：“‘日暮天无云’、‘欢言酌春酒’、‘岂止田家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犹皮相耳。

元亮以仲宣之笔力，写嗣宗之怀抱。

《饮酒》、《拟古》、《读山海经》、《咏贫士》、《咏荆轲》诸作，中有不啻痛哭流涕者。

”王夫之《故事评选》卷四：“钟嵘以陶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论者不以为然。

然自非沈酣刘义，岂不知此语之确也。

”又宋人思悦《书陶集后》：“梁钟记室嵘评先生之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今观其风致孤迈，蹈厉淳源，又非晋、宋间作者所能造也。

”上述的种种观点与评价的产生让我们意识到世人对钟嵘评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一论断还存在争议，本文即就此问题略作浅析。

二、陶渊明“隐逸”生活中的“出仕”情结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用生动的诗句歌唱着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农村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二写到：“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可以看到，长期的田居生活和参加生产劳动，已经使陶渊明与农民有了共通的语言。

他还以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农村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

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完美的生活情趣和民俗特征。

不容否认，他的田园诗有“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反映封建士大夫闲适自得的个人情趣的“超然静穆”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早年政治上极度苦闷，晚年生活上极度贫困，感发出来的诗篇就不仅仅是超然世外的。

在看似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并没有淡忘世俗，而是在自然的花花草草里抒发自己的情志，如《饮酒诗》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闲，何事绁尘羁。

”这首诗，吴瞻泰认为“此借孤松为自己写照”；温汝能以为“先生以青松自比，语语自负，亦语语自怜，盖抱奇姿而终于
隐遁，时为之也。

”陶渊明以松树自比，寄托着不向现实妥协的崇高人格。

另外，陶渊明的一些咏怀诗表现了强烈的出仕情怀。

《杂诗》十二首多表现其怀才不遇、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

《读山海经》十三首亦是借吟咏《山海经》中奇异事件来表明自己的“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陶渊明的诗，有崇尚自然的意识，表现在生活上闲适自得，但他并没有忘却世事，精神深处常常进行着“独善”与“兼济”、“出仕”与“归隐”的激烈斗争。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渊明时单单把其列为“隐逸诗人之宗”，不免过分夸饰了其“隐逸”之身份，而忽略了陶渊明渴求出仕的不灭精神。

三、陶渊明“隐逸”与“出仕”的矛盾根源陶渊明这一独特个性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有关。

就大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期。

这一动荡的历史时局，也沉淀了人类各种复杂的情感。

正如宗白华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1]对于那些有抱负有才华的文人而言，他们独具特色的个性特征，在破除大一统思想的桎梏后，刚好在一个混乱时代得以充分展现。

他们开始去发现自然界之美，借咏自然来寄托自己的入仕情怀。

陶渊明正是如此，由于家世影响和六经教育而渴望出仕的理想，与同时产生的人的自由人格相冲突。

他既有“性本爱丘山”的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又有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面。

从其诗作即可以看出，他在田园农作的喜悦中时刻夹杂着对社会政治的愤慨。

他游离于两者之间，不断反思苦闷，又不断自我调节，追求着一种“出仕立业”和“自然放达”的协调与平衡。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演中，论及东晋思想时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

这是他诗文之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方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2]鲁迅所谓别的一种方法，此处语焉未详，不过大体上可知，他的意思是不能将陶渊明简单理解为超于尘世的人物，陶渊明自有其作为世俗人物的思想和生活的另一方面，他在隐逸之中寄托着入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