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

[摘要]“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和行动准则维护了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专制统治，也有利于冲破封建阻力，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派师夷长技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该文化模式萌芽于经世派的“师夷长技”说，其最初框架表现在冯桂芬的《校豳庐抗议》一书中。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形成文化思潮且演变为政治实践活动。其全称最早出自一八九六年四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般地认为最早明确阐述这一概念的是一八九六年八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今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概括和阐发，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顶点体现。中体西用文化观孕育的早期维新思潮又超越了中体西用自身，并且限定了“中体”的内涵，促使中体西用逐渐发生实质性的流变。维新改良时期，中体西用不入时代的主流，其落伍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守旧文化模式。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为首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又起逆流，麇集在中体西用的麾下，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时代精神相悖离。最终，中体西用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风暴中被彻底荡涤出局。

中体西用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这次再兴的经世之学冲破了清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桎梏。突破了规避现实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据学风，主张究心时务以经世匡济天下为己任，愤然针砭时弊、呼吁变法。所属之事多为国内的漕运、盐政、治水、农事、治边、救灾、理财、吏治等当务之急。这种面对现实、提倡解放思想、呼吁变法革新的学风和务实精神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扬弃封建的守旧文化、创造新时代文化模式以及迎接社会巨变和突然遭遇的西方文化作了思想上、文化上、人才上的必要准备。

鸦片战争以后，经世派中一部分最敏锐的人物诸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适时地把着眼点转向对中国与外国关系问题的研究。“睁眼看世界”，为抵御侵略、振兴中华民族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文化构想。在大清几乎举国上下、尤其封建顽固派均以为西人乃落后不开化的蛮夷，中国为天朝上国，诸方面远远优越和先进于西方，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一通有无”。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惟独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勇敢地正视现实，克服“严夷夏大防”和“重道义轻功利”等守旧文化观念的束缚，承认“夷人”在军事技术及有关的工业方面优越于中国。夷有长技，而且师夷，可谓石破天惊。我很难想象在那样

陈腐的文化氛围中，林则徐等人在四面楚歌的热嘲冷讽中含辛茹苦、忍蹂负重的愤世心情和艰难处境，但我每每更钦佩这些先哲们追求真理、义无返顾的豪迈气度和爱国忧世的民族魂。

“师夷长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过渡、追求文明的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也为中体西用思潮的形成和走向社会实践活动奠定基础，是为中体西用的萌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继承并发展了“师夷长技”而形成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冯桂芬在《校豳庐抗议》中作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论式，成为此后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基本模式即中体西用的蓝本。中体西用就此产生。它是清政府内部开明的封建官僚（洋务派）为维护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及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为“剿贼”和“御夷”而被迫采取的应对方略。无论从洋务运动开场的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反常态，从以往的“轻夷”“鄙夷”转变为“惧夷”、“媚夷”、“款夷”。屈服于外国侵略者，成立讨好适应侵略、奴役需要的半殖民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善后事宜”，并与“夷人”当时已改称“洋人”联络“通好”“约共伐魏”，以“制贼”为目标。），还是从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乃至最终效果看，洋务派的“制夷”、“御夷”远不能与林则徐等人的“制夷”、“御夷”同日而语。其“制夷”、“御夷”几成空谈，实质只是保持现状，以不使洋人进一步侵略主权，从而勉强维持洋人卵翼下的小朝廷的统治罢了。所以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模式就有软骨综合症的味道，这也注定了其暗淡不详的结局。当然洋务派大大充实和发展了中体西用的内容：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培养精通西学之才以“自强”到七十年代懂得“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贫为弱因、富为强本”而学习西方的经济模式、振兴工商、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实行经济制度改革以“求富”。中体西用内涵的不断发展也体现着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的不断加深和顽固派对西学的恶意攻击。

中体西用的实质是借西方近代物质文化成果(被视为“用”“器”“末”)以确保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伦理信念(被视为“体”“道”“本”)。不过洋务派其中体西用模式意图并不在于着重说明西学离不开中体，而是着重论述中体离不开西用，即中体西用意在西用。另外洋务派之所以借助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来抬高中学之位，其意也在于减少由于重视西用而招致的来自顽固派的巨大压力。当然采取中体西用模式更重要的还在于洋务派自身相对守旧的价值观念和其对西学的认识不足。其毕竟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士，本质上与西学是绝对不会真正通融的。总之，中体西用是洋务派旨在提倡西学的一种新的文化建构，反对守旧排外、故步自封、提倡文化革新、试图沟通中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中国贫弱症结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西方富强原因的思考，中体西用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当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即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如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认识到西洋之国不只有“末”，也有“本”而要求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的时候，中体西用模式的实际作用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作为论证采用西学的一条有力的理由，这时却逐渐成为妨碍学习西学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