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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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现象， 其中山西官员在明朝廷任职的 兴盛时期， 以晋南人为最多； 而明代的商人也以晋南
人为最多， 二者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 如上所述， 明代山西人在中央政权中做过高官
的近百人中 ， 绝大部分 是 科 举 入 仕 ， ８６％为 进 士 出 身。这一现象首先说明了明代中期以前， 山西的读书 人多， 而晋南地区的读书人更多。山西读书人多， 想 读书比较容易， 应该是明初以来山西经济状况比较 好的证明。正因为如此，洪武二十六年山西的每亩平 均米麦征粮额（ ６．６９ 升） ， 与南直隶扬州府的每亩平 均米麦征粮额（ ６．９６ 升） 竟然所差无几［２］。笔者曾作 过统计， 山西在明代弘治 （ 公元 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 以 前， 户、口数一直是增加的，全省平 均 人 口 密 度 已 达 到 每 平 方 公 里 ３３．６ 人［３］。 与《 明 史·食 货 志 》所 说 ： “洪、永、熙、宣之际，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 交足， 军民胥裕”参照来看， 不但说明当时山西的经 济状况良好， 而且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 还能从一 定程度上说明山西的土地承载力， 也足见明前期， 甚 至可以肯定明中期以前， 山西并不是一个穷省。
如果从环境和经济的状况来分析， 笔者以为， 明 代山西在朝廷为官者以晋南人居多， 与前述明代山 西商人的近 ８０％是南部商人， 这两个现象并非偶然 巧合， 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 明代山西南部的平阳府， 包括了清时的平阳府、蒲州、绛州和解州， 涵盖了汾 河流经的临汾盆地和蒲州盆地。这两大盆地，耕地历 史悠久， 水利灌溉条件较好， 直至清初， 其灌溉效益 在省内还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该地区也显得比较富 足， 有道是：“当成弘时，闾阎殷实， ……男好蓄积， 女 好机杼。”［４］家境殷实， 既是读书的经济基础， 也是行 商的资本。明初最具有经济实力的“秦、晋的富户逐 渐垄断了报中特权， 形成为明代最早兴起的地方商 人”［５］。据张书搜集的资料介绍， 蒲州商人王文显、王 海峰、李仲节、范世逵、席铭、张四教， 以及猗氏人沈 江、安邑人王玺都是“以商起家”， 由此可见， 山西的 富户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山西的南部地区。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 ０１ － ０５ 作者简介： 李心纯（ １ ９４８－ ） ， 女， 北京人， 历史学博士， 原为山西中医学院副教授， 现为日本国立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非常勤讲
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林和生（ １ ９４８－ ） ， 男， 上海人， 教育学硕士， 原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现为日本常磐大学副教 授 ， 研 究 方 向 为 中 国近代史。 ①黄著所言“《山西通志》的雍正和光绪两个版本”有误， 应当是两志。
二、山西农业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兴起的关系 明代 开 国 皇 帝 朱 元 璋 重 本 抑 末 ， 实 行“ 在 外 兵 马尽是屯兵， 官俸兵粮， 皆出于是”之制。其时九边 所包括的长城沿线及其以南地区， 许多集中驻屯的 城堡附近均被大规模开垦。这大规模开垦的荒地， 即 便不是草原， 当也生长有植被， 一旦被破坏， 即就地 起沙， 风起沙扬。如果从晋陕甘宁长城沿线再向纵深 伸展， 则屯田又多属黄土高原之上的丘陵坡地。黄土 高原多沟壑， 坡度一般变化也比较大， 而且又有暴雨 相对集中的自然因素， 加之其地域多沙黄土， 可蚀性 很高， 因之很容易受到侵蚀而发生土壤演替。 明中叶பைடு நூலகம்后， 山西西北部大同府属的左云、右 玉、平鲁一带， 屯田“地本接壤， 粮有定额， 而水冲沙 压 、 咸 薄 不 堪 者 多 有 之 ”［８］。 隆 庆 年 间 （ 公 元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年） 总理屯盐都御使庞尚鹏的上疏中已 有毛乌素沙漠南进， 正在吞没与晋西隔黄河相对的 九边榆林地区的事实：“其镇城一望黄沙， 弥漫无 际， 寸草不生， 猝遇大雨， 即有一、二可耕之地， 曾不 终朝， 尽为沙碛， 疆界茫然。至于河水横流， 东西冲陷 者往往有之， ……照得该镇地方， 高仰者岗阜相连， 卑下者沙石相半， 其间称为腴田， 岁堪耕牧者十之 二、三耳。且天时难必， 水利不兴。雨或致愆期，则束 手无从效力。”［８］到乾隆年间（ 公元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 年） 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 已是“地处沿边， 土多沙漠， 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 春出秋归， 岁 以为常”［９］。从有关晋西北及陕西榆林等处土地的描 述中， 不但可以看出从明末到清初的二百年间， 九边 一带的土地多已出现退化性演替， 农业生态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 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农民是迫于无 奈才去口外耕种的， 究其实是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有 着密切的关联。 明代九边屯田的滥垦， 再加上对森林的滥砍、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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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纯， 林和生：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则十室九空。”［６《］ 山西通志》也有记载：“土狭人满， 每携资走四方， 所至多流寓其间， 虽海噬山陬， 皆有 邑人。”［７］如果说山西人以地理之优势， 俟明初开中 法实施， 便捷足先登， 纷纷进入北方边镇经商， 靠的 是手中有资本的话， 那么到了明之后期， 其南部之人 却是迫不得已而为商为贾了。不过即便如此， 也是 “携资出走”的。因此可以说， 明代山西南部的商人 多， 与该地区的农业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明末经济 条件恶化， 产生大商人的基础在弱化， 读书人也在减 少， 就不足为奇了。
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 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 是靠手中资本， 乘开中纳粮之机， 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
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 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
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 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 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关键词： 生态环境； 晋商； 明清； 走西口
中图分类号： Ｘ１ ７１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 ０００－ ２９８７（ ２００６） 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５
关于晋商兴起与山西农业生态环境有否关系的 问题， 张正明所著的《晋商兴衰史》（ 山西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和黄鉴辉所著的《明清山西商人 研究》（ 山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两书， 在分 析晋商崛起的原因时， 也都涉及到了。张著在第一章 第三节晋商兴起的原因中写到：“早在明代， 山西南 部由于地狭人稠， 人们为谋生计多外出经商， 而山西 北部土瘠民贫， 却‘拙于运营’， 外出经商人相对要 少。明初山西南部地狭人稠， 从洪武到永乐的 １８ 次 从晋省移民‘就宽乡’也说明了这一点”。黄著则是 在第一章第五节山西的移民逃民与山西商人的关系 中， 简要叙述了洪武、永乐年间山西移民的情况后 说：“人多田少的矛盾，靠几次移民， 并不能根本上解 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加之明代灾荒不断， 在移民之 外， 又出现了大量逃民。”
黄著则是在第七章谈到山西商人在清代的兴盛 时， 首先对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山西通志》两 志①人物篇中的商人作了统计， 其中经商本省者， 以 及虽去外省经商但未指明地点者除外， 去外省某地 和国外经商的， 明代有 １４ 人， 清代有 ４２ 人。作者将 以上明清两代的山西商人， 其经商地点和籍贯， 分别 列表进行了对比， 指出：“若从地理角度，把山西分为 南、中、北三大部， 就可看出山西各地商人的发展过 程 。 明 代 １４ 人 ， 南 部 （ 平 阳 府 和 泽 州 ） １１ 人 占 ７８．６％ ， 中 部（ 太 原 府 ） ２ 人 占 １４．３％ ， 北 部（ 大 同 府） １ 人占 ７．１％。清代 ４８ 人（ 此数字与表中的 ４２ 人 不相符， 大概是原先表中不包括的人又给统计进去 了。笔者按， 下同） ， 南部（ 蒲州、平阳府、绛州、潞安 和泽州府） ２４ 人（ 表中有 ２３ 人 ） 占 ５０％， 中 部（ 太
李心纯， 林和生：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李心纯 １ 林和生 ２ （ １．日本国立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茨城 常陆那珂
２．日本常磐大学， 茨城 水户 ３１０－ ８５８５）
３１２－ ８５０８；
摘 要：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 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 明初山西
明末各省都有逃民， 为什么偏偏晋商独成气候？ 农业生态环境与逃民之间有什么关联？ 与晋商的崛 起究竟有没有关系？ 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张著在第七章第二节山西商人家族与徽州商人
家族的比较中， 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 山西“商人家 族分布全省五府十六州百余县， 而明代大商人家族又 多集中在山西南部地区， 如前述蒲州张氏、王氏， 都是 官商结合的大商人家族。从清代始， 山西南部的大商 人家族衰败， 代之而起的是山西中部的大商人家族， 大多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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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晋 文 化 研 究·
原、汾州府） １４ 人占 ２９．２％， 北部（ 忻州、代州、宁武 和大同府） １０ 人（ 表中有 ５ 人） 占 ２０．８％”。黄书以 此表说明山西南中北三部商人在全体商人中比重的 变化， 同时指出明代山西南部商人多， 以及南部商人 发展早于中北部商人的现象。“到了清代， 南部商人 比重减少， 中北部商人比重上升占到一半， 说明中北 部 商 人 主 要 是 在 清 代 发 展 起 来 的 。 ”因 为 上 述 表 中 的清代商人多是乾隆以前的人， 所以该书作者又查 阅了清政府保存的一些城市商人捐银的档案， 并将 有关山西商人中捐银者的籍贯、人数、城市摘录出来 列表， 说明“汾州、太原两府商人的兴盛和成为商人 的主体”的现象。
由上述内容来看， 张著和黄著的论断并没有相 矛盾之处， 难得的是黄书以详尽的量化资料，将山西 商人在明清两代地域分布上有变化的现象， 表述得 更清楚， 因而更令人信服。
高春平对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的地域分布概况 作了整理，“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 ５ 人， 官至六部 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史、总督、巡抚、总兵 者 ８０ 人。”［１］８７－９１ 作者又根据《明史》、《明实录》、《明人传 记资料索引》有关资料列表总结说：“明代中后期山 西人在中央政权中做过高官的就有近百人， 地方官 员尚未计算在内。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科举入仕， ８６％ 为 进 士 出 身 。 ”从 地 域 分 布 上 看 ，“ 官 员 中 晋 南 人 最 多， 其次是晋东南， 晋北、晋中地区最少。”笔者据所 列之表， 又按时代进行了排比。如果将有明一代的 ２７６ 年 分 三 个 时 期 来 说 ， 那 么 ， 从 成 化 （ 公 元 １４６５￣１４８８ 年） 到嘉靖（ 公元 １５２２￣１５６７ 年） 的明中 期阶段， 是山西官员在朝廷的兴盛时期。按高氏表中 所列， 共有 ４１ 人考取进士， 并在朝廷做官， 占表中所 列官员的 ５４％。其中晋南人确实最多， 有 １９ 人， 占 ４１ 人中的 ４６．３％， 晋中地区 １０ 人， 占 ２４．４％， 晋北地 区 ５ 人， 占 １２．２％， 晋东南地区 ７ 人， 占 １７％。从兴盛 时期的情况来看， 晋中地区排在晋东南之前， 超过晋 东南地区至少 ７ 个百分点。而从隆庆 （ 公元 １５６７￣１６７３ 年） 到崇祯（ 公元 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 的明代 后期阶段， 晋南地区降到了 ４ 人， 晋中地区有 ３ 人， 晋北地区有 ４ 人， 只有晋东南地区稍微多点儿， 也只 是 １１ 人而已。之所以将中期和后期分开来说， 是因 为可以显示出从中期到后期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里，毕竟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明人 张瀚在其所著《松窗梦语》中说：“ 河 以 北 为 山 西 ， ……所辖四郡， 以太原为省会， 而平阳为富饶。大同、 潞安， 独边寒薄， 地狭人稠， 俗尚勤俭， 然多玩好事 末， 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盛， 商贾争趋。”但是， 到明代 后期显然起了变化， 万历时曾任内阁大学士的蒲州 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 土陋而民伙， 田不能 以一援， 缘而取给于商， 计其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
人为最多， 二者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 如上所述， 明代山西人在中央政权中做过高官
的近百人中 ， 绝大部分 是 科 举 入 仕 ， ８６％为 进 士 出 身。这一现象首先说明了明代中期以前， 山西的读书 人多， 而晋南地区的读书人更多。山西读书人多， 想 读书比较容易， 应该是明初以来山西经济状况比较 好的证明。正因为如此，洪武二十六年山西的每亩平 均米麦征粮额（ ６．６９ 升） ， 与南直隶扬州府的每亩平 均米麦征粮额（ ６．９６ 升） 竟然所差无几［２］。笔者曾作 过统计， 山西在明代弘治 （ 公元 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 以 前， 户、口数一直是增加的，全省平 均 人 口 密 度 已 达 到 每 平 方 公 里 ３３．６ 人［３］。 与《 明 史·食 货 志 》所 说 ： “洪、永、熙、宣之际，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 交足， 军民胥裕”参照来看， 不但说明当时山西的经 济状况良好， 而且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 还能从一 定程度上说明山西的土地承载力， 也足见明前期， 甚 至可以肯定明中期以前， 山西并不是一个穷省。
如果从环境和经济的状况来分析， 笔者以为， 明 代山西在朝廷为官者以晋南人居多， 与前述明代山 西商人的近 ８０％是南部商人， 这两个现象并非偶然 巧合， 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 明代山西南部的平阳府， 包括了清时的平阳府、蒲州、绛州和解州， 涵盖了汾 河流经的临汾盆地和蒲州盆地。这两大盆地，耕地历 史悠久， 水利灌溉条件较好， 直至清初， 其灌溉效益 在省内还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该地区也显得比较富 足， 有道是：“当成弘时，闾阎殷实， ……男好蓄积， 女 好机杼。”［４］家境殷实， 既是读书的经济基础， 也是行 商的资本。明初最具有经济实力的“秦、晋的富户逐 渐垄断了报中特权， 形成为明代最早兴起的地方商 人”［５］。据张书搜集的资料介绍， 蒲州商人王文显、王 海峰、李仲节、范世逵、席铭、张四教， 以及猗氏人沈 江、安邑人王玺都是“以商起家”， 由此可见， 山西的 富户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山西的南部地区。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 ０１ － ０５ 作者简介： 李心纯（ １ ９４８－ ） ， 女， 北京人， 历史学博士， 原为山西中医学院副教授， 现为日本国立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非常勤讲
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林和生（ １ ９４８－ ） ， 男， 上海人， 教育学硕士， 原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现为日本常磐大学副教 授 ， 研 究 方 向 为 中 国近代史。 ①黄著所言“《山西通志》的雍正和光绪两个版本”有误， 应当是两志。
二、山西农业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兴起的关系 明代 开 国 皇 帝 朱 元 璋 重 本 抑 末 ， 实 行“ 在 外 兵 马尽是屯兵， 官俸兵粮， 皆出于是”之制。其时九边 所包括的长城沿线及其以南地区， 许多集中驻屯的 城堡附近均被大规模开垦。这大规模开垦的荒地， 即 便不是草原， 当也生长有植被， 一旦被破坏， 即就地 起沙， 风起沙扬。如果从晋陕甘宁长城沿线再向纵深 伸展， 则屯田又多属黄土高原之上的丘陵坡地。黄土 高原多沟壑， 坡度一般变化也比较大， 而且又有暴雨 相对集中的自然因素， 加之其地域多沙黄土， 可蚀性 很高， 因之很容易受到侵蚀而发生土壤演替。 明中叶பைடு நூலகம்后， 山西西北部大同府属的左云、右 玉、平鲁一带， 屯田“地本接壤， 粮有定额， 而水冲沙 压 、 咸 薄 不 堪 者 多 有 之 ”［８］。 隆 庆 年 间 （ 公 元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年） 总理屯盐都御使庞尚鹏的上疏中已 有毛乌素沙漠南进， 正在吞没与晋西隔黄河相对的 九边榆林地区的事实：“其镇城一望黄沙， 弥漫无 际， 寸草不生， 猝遇大雨， 即有一、二可耕之地， 曾不 终朝， 尽为沙碛， 疆界茫然。至于河水横流， 东西冲陷 者往往有之， ……照得该镇地方， 高仰者岗阜相连， 卑下者沙石相半， 其间称为腴田， 岁堪耕牧者十之 二、三耳。且天时难必， 水利不兴。雨或致愆期，则束 手无从效力。”［８］到乾隆年间（ 公元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 年） 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 已是“地处沿边， 土多沙漠， 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 春出秋归， 岁 以为常”［９］。从有关晋西北及陕西榆林等处土地的描 述中， 不但可以看出从明末到清初的二百年间， 九边 一带的土地多已出现退化性演替， 农业生态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 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农民是迫于无 奈才去口外耕种的， 究其实是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有 着密切的关联。 明代九边屯田的滥垦， 再加上对森林的滥砍、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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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纯， 林和生：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则十室九空。”［６《］ 山西通志》也有记载：“土狭人满， 每携资走四方， 所至多流寓其间， 虽海噬山陬， 皆有 邑人。”［７］如果说山西人以地理之优势， 俟明初开中 法实施， 便捷足先登， 纷纷进入北方边镇经商， 靠的 是手中有资本的话， 那么到了明之后期， 其南部之人 却是迫不得已而为商为贾了。不过即便如此， 也是 “携资出走”的。因此可以说， 明代山西南部的商人 多， 与该地区的农业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明末经济 条件恶化， 产生大商人的基础在弱化， 读书人也在减 少， 就不足为奇了。
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 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 是靠手中资本， 乘开中纳粮之机， 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
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 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
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 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 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关键词： 生态环境； 晋商； 明清； 走西口
中图分类号： Ｘ１ ７１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 ０００－ ２９８７（ ２００６） 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５
关于晋商兴起与山西农业生态环境有否关系的 问题， 张正明所著的《晋商兴衰史》（ 山西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和黄鉴辉所著的《明清山西商人 研究》（ 山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两书， 在分 析晋商崛起的原因时， 也都涉及到了。张著在第一章 第三节晋商兴起的原因中写到：“早在明代， 山西南 部由于地狭人稠， 人们为谋生计多外出经商， 而山西 北部土瘠民贫， 却‘拙于运营’， 外出经商人相对要 少。明初山西南部地狭人稠， 从洪武到永乐的 １８ 次 从晋省移民‘就宽乡’也说明了这一点”。黄著则是 在第一章第五节山西的移民逃民与山西商人的关系 中， 简要叙述了洪武、永乐年间山西移民的情况后 说：“人多田少的矛盾，靠几次移民， 并不能根本上解 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加之明代灾荒不断， 在移民之 外， 又出现了大量逃民。”
黄著则是在第七章谈到山西商人在清代的兴盛 时， 首先对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山西通志》两 志①人物篇中的商人作了统计， 其中经商本省者， 以 及虽去外省经商但未指明地点者除外， 去外省某地 和国外经商的， 明代有 １４ 人， 清代有 ４２ 人。作者将 以上明清两代的山西商人， 其经商地点和籍贯， 分别 列表进行了对比， 指出：“若从地理角度，把山西分为 南、中、北三大部， 就可看出山西各地商人的发展过 程 。 明 代 １４ 人 ， 南 部 （ 平 阳 府 和 泽 州 ） １１ 人 占 ７８．６％ ， 中 部（ 太 原 府 ） ２ 人 占 １４．３％ ， 北 部（ 大 同 府） １ 人占 ７．１％。清代 ４８ 人（ 此数字与表中的 ４２ 人 不相符， 大概是原先表中不包括的人又给统计进去 了。笔者按， 下同） ， 南部（ 蒲州、平阳府、绛州、潞安 和泽州府） ２４ 人（ 表中有 ２３ 人 ） 占 ５０％， 中 部（ 太
李心纯， 林和生：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李心纯 １ 林和生 ２ （ １．日本国立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茨城 常陆那珂
２．日本常磐大学， 茨城 水户 ３１０－ ８５８５）
３１２－ ８５０８；
摘 要：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 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 明初山西
明末各省都有逃民， 为什么偏偏晋商独成气候？ 农业生态环境与逃民之间有什么关联？ 与晋商的崛 起究竟有没有关系？ 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张著在第七章第二节山西商人家族与徽州商人
家族的比较中， 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 山西“商人家 族分布全省五府十六州百余县， 而明代大商人家族又 多集中在山西南部地区， 如前述蒲州张氏、王氏， 都是 官商结合的大商人家族。从清代始， 山西南部的大商 人家族衰败， 代之而起的是山西中部的大商人家族， 大多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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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晋 文 化 研 究·
原、汾州府） １４ 人占 ２９．２％， 北部（ 忻州、代州、宁武 和大同府） １０ 人（ 表中有 ５ 人） 占 ２０．８％”。黄书以 此表说明山西南中北三部商人在全体商人中比重的 变化， 同时指出明代山西南部商人多， 以及南部商人 发展早于中北部商人的现象。“到了清代， 南部商人 比重减少， 中北部商人比重上升占到一半， 说明中北 部 商 人 主 要 是 在 清 代 发 展 起 来 的 。 ”因 为 上 述 表 中 的清代商人多是乾隆以前的人， 所以该书作者又查 阅了清政府保存的一些城市商人捐银的档案， 并将 有关山西商人中捐银者的籍贯、人数、城市摘录出来 列表， 说明“汾州、太原两府商人的兴盛和成为商人 的主体”的现象。
由上述内容来看， 张著和黄著的论断并没有相 矛盾之处， 难得的是黄书以详尽的量化资料，将山西 商人在明清两代地域分布上有变化的现象， 表述得 更清楚， 因而更令人信服。
高春平对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的地域分布概况 作了整理，“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 ５ 人， 官至六部 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史、总督、巡抚、总兵 者 ８０ 人。”［１］８７－９１ 作者又根据《明史》、《明实录》、《明人传 记资料索引》有关资料列表总结说：“明代中后期山 西人在中央政权中做过高官的就有近百人， 地方官 员尚未计算在内。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科举入仕， ８６％ 为 进 士 出 身 。 ”从 地 域 分 布 上 看 ，“ 官 员 中 晋 南 人 最 多， 其次是晋东南， 晋北、晋中地区最少。”笔者据所 列之表， 又按时代进行了排比。如果将有明一代的 ２７６ 年 分 三 个 时 期 来 说 ， 那 么 ， 从 成 化 （ 公 元 １４６５￣１４８８ 年） 到嘉靖（ 公元 １５２２￣１５６７ 年） 的明中 期阶段， 是山西官员在朝廷的兴盛时期。按高氏表中 所列， 共有 ４１ 人考取进士， 并在朝廷做官， 占表中所 列官员的 ５４％。其中晋南人确实最多， 有 １９ 人， 占 ４１ 人中的 ４６．３％， 晋中地区 １０ 人， 占 ２４．４％， 晋北地 区 ５ 人， 占 １２．２％， 晋东南地区 ７ 人， 占 １７％。从兴盛 时期的情况来看， 晋中地区排在晋东南之前， 超过晋 东南地区至少 ７ 个百分点。而从隆庆 （ 公元 １５６７￣１６７３ 年） 到崇祯（ 公元 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 的明代 后期阶段， 晋南地区降到了 ４ 人， 晋中地区有 ３ 人， 晋北地区有 ４ 人， 只有晋东南地区稍微多点儿， 也只 是 １１ 人而已。之所以将中期和后期分开来说， 是因 为可以显示出从中期到后期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里，毕竟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明人 张瀚在其所著《松窗梦语》中说：“ 河 以 北 为 山 西 ， ……所辖四郡， 以太原为省会， 而平阳为富饶。大同、 潞安， 独边寒薄， 地狭人稠， 俗尚勤俭， 然多玩好事 末， 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盛， 商贾争趋。”但是， 到明代 后期显然起了变化， 万历时曾任内阁大学士的蒲州 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 土陋而民伙， 田不能 以一援， 缘而取给于商， 计其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