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然而，它却在20世纪的东方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东方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和世界体系的东方社会主义，引领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潮流。

然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百年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论和分歧，缺乏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它们之间分歧的线索，分析它们争论的理论焦点和主要根源，并基于此探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话与互动的可能性，以寻求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的前景。

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分歧和发展格局

自20世纪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其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但是，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中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一个狭义的学派，而不是指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下文同。--作者注。）的崛起。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时、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之后，现已风光不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概言之，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基本没有出现导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已不再具有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和中心的地位。

在东方，列宁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使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五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风行天下。尽管80年代末苏东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但是经历20年改革的中国重现活力与生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律上。相反，二者之间产生过多次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分歧。

第一次较大的分歧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此前，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裂为东西方两条线索。而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明显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批评。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她反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禁绝反对派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将造成公共生活的沉寂，集中制会造成“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卢森堡是列宁的战友，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她不仅坚决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坚决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她高度支持十月革命，也与列宁同样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否定态度。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批评显得分外有价值。事实上，列宁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在经历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最初斗争之后，列宁在其晚年竭力与他深恶痛绝的官僚化和特权现象进行斗争，试图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但是终未战胜已经体制化的官僚主义倾向。尽管列宁在政治上、策略上并不支持卢森堡的观点，但是，他们二人的基本思路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的忧虑已为20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所证实。

第二次较大的分歧体现为20年代西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等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其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不同，葛兰西等人是直接参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西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不同认识上。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类型学，匈牙利革命需要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葛兰西

持与卢卡奇相同的立场，强调在法西斯统治下民主诉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了西方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他们重视民主、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应走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主张是有意义的。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暴力革命在西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基本不存在现实可能性。葛兰西等人当年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在世纪末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

30年代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成熟形态，其特点是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实现了非政治化的纯学术转向。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相反的学术道路，即它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而是不断转回到哲学。这一学术转向突出地暴露了它们在经济政治领域无所作为的弱点。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激烈攻击资本主义，同时也批判东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这一线索应视为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次重大分裂。

1968年苏军侵捷和震撼西方的“1968年革命”两大事件再一次加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分歧的鸿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效应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到达其巅峰。它影响了西方战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但是，由于7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化、全球化的新阶段，曾在五六十年代走红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开始从其发展顶峰滑落，让位于后现代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等等。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如苏南分歧、中苏分歧等，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更趋复杂化。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标志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四次重大分裂。

苏联解体是继西方“1968年革命”后的又一次当代世界历史性重大事件，它再度深化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1989年以来，苏联解体引发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大反思和大总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宣告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定“历史终结论”。尽管他们对苏联解体根源的认识不同，但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价值，从主客观不同角度阐释和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挫折。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几乎众口一辞地声称，苏东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苏联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观点，即：文化大革命体现了马克思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左翼的这些流行看法，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深刻误解。

上述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东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格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格局是：“西方不亮东方亮”。资本主义总危机在20世纪始终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胜利标志着它的世界性发展，标志着它在20世纪已成为全球性的革命思潮，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圣经。尽管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蒙上一层阴影，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抹煞的。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歧的理论焦点和主要原因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同时也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发了持续百年的争论。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争论的老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西方为什么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东方落后国家？东方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世纪初桑巴特提出“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著名发问以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过共识。

综观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争执集中在民主与市场两大理论焦点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及其在20世纪的发展，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贯穿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