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论文

孔子“天命观”浅析

摘要：孔子的天命观，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理论之一，但理论界对此仍持较多的争论和异议。本文旨在以《论语》为研究的文本依据，通过梳理学者对孔子“天命观”的不同解释，阐述笔者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并进一步将孔子的天命观与中国传统的天命观、西方宗教中的天神，以及马恩唯物辩证法中的相关方面作简略比较和分析，从而揭示孔子天命观的本质所在。

关键词：孔子；《论语》；天命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20-01

《论语》中与“天命”有关的“天”，共出现十二处，与“天”相关的有十五处。一般认为，天有三重含义：一是自然之天。也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浩瀚苍穹。二是超越之天。即把天当作超自然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它有意志并能主宰和支配一切。三是根源之天。在此，宇宙的本源已没有作为意志主宰之天的意义，被看作自然的是人性的依据，道德的依据。后两者也就是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提到的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

《论语》中与“命”有关的论述可见于《雍也》、《泰伯》、《子罕》、《先进》、《宪问》、《季氏》等篇。“天命”仅在《为政》和《季氏》篇中有两处出现。关于“天命”一词，朱熹的定义是：天命，即天道流行而赋予物者也，乃事物所以当然只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然而孔子讲天命，并不代表他就是迷信的，

是天神论者，相反，他对诸如天命、鬼神之类大都持存而不论的态度，他未说信也未说不信。这大概是孔子认识到了人由于历史局限而带来的思想的局限，以及他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所以他存而不论。此外，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在当时大都信神的社会中，孔子要贯彻实现他的思想政见，即使他不信，他也不会明言，而只是回避。

从天命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孔子以前的殷商传统思想认为，“天”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是一种看不见的支配人类生活的力量，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威性。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思想的落后和局限性。但是随然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天命靡常”，周公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天不可信”的疑天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以“人为”否定了有意志的天命。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强调人的重要性，主张“尽人事”。但是他却又说“畏天命”，这仿佛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关系，笔者倾向于这一解说：孔子所说的天命，并不是传统的支配世间万物的神，而是指宇宙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这一规律是不可逆转的，是人类所必须遵循的。

另外，孔子的天命说，从精神层面来理解，也可以理解为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孔子强调德政在教化民众中的作用，而在他心中，首先有一个关于德的标度。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个天命就可以理解为有德的天，只有首先在自己心中树立德的世

界，存有对于崇高品德的敬畏和持守，才能进而成为君子。而对于坏事做尽的小人而言，他心中自然没有一定的道德底线，也就不存在“畏”。而一个人只有心中向善，敬畏生命，持守真善美，他才可能走向正义的道路。

中国传统的“天命观”认为“天”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威性。而后来在中国整个宗教发展流变中，这一至高无上的天神，分化为诸多形色各异的地方性的神，诸如有的地方拜关公，有的拜妈祖。但究其根源，仍是黎民百姓为了避祸趋福，求平保安而所求的心理慰藉。而于统治者来说，他们有或不信神者，但仍极力大推宗教甚或不分释、道，不过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而进行的教化活动。相较于此，孔子的“天命观”还是有它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

而对于西方宗教中的天神，它与中国宗教的不同，是它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上帝，是最至高无上的神，至于后来的发展演变，也只是不同流派——诸如基督教、天主教——之间的纷争。从本质上来说，西方的天神也是一定时期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但它在后期更深刻的发展成西方民族性文化的根基，我们看西方的书籍或影视作品，其内容大多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而孔子的“天命观”（是研究中国哲学或者宗教必经之路），在后来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单体存在，而是融合在孔子的其它思想中，甚至很多时候被其它主要思想的光芒所掩盖。

马恩的唯物辩证法中指出，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前提和基础，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认识、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相辅相成的，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而在上文提到的关于孔子的“天命”的第一种阐释，正与此相契合。

孔子继承了前代关于“天命”的思想，同时又依据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身处社会环境的需要，加以协调整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天命观”。这一“天命观”是朴素的哲学观，它是中国哲学的起源，对后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孔子的“天命观”，丰富了他的思想体系，使之成为完整统一的整体，进而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