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词

方言研究历史发展的综述

摘要：方言是当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特殊部分，具有比较深刻的语言学价值。我国汉语方言词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年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标志是李荣先生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综合本和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相继问世,以及其他大型方言词典和方言调查报告的出版。由近年来汉语方言词的研究和发展，让人不由想追溯方言的发展历史。本文笔者在细读大量有关方言文献之后，拟概述方言研究历史，对方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关键词：方言词；研究；历史；综述

随着汉语新词语研究向着深、广、精的方向发展，来自汉语方言的词语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我国是一个方言大国，许多方言词语承载着多元文化，反映各地乡情，记载民俗时尚，多用于民间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是我国也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生活制度又都以一个个方言词语的形式得以存在。研究和整理新方言词，有利于不同地域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社会心态、生活习惯、人情世故、礼仪信仰的研究; 同时对于汉语词汇史的探索、词汇理论的建构、汉语结构特点的把握、语言的认知理解、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丰富以及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方言在古今汉语夹缝中生存，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是汉语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古代汉语至少是中古汉语的分支。

很多在现代汉语词语中被认为是已经死去的说法在方言不同层次的词汇中仍然存在。不少方言词语，尤其是南方各方言词语，往往拥有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成分的沉积，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代词语的语料以及某些古代语词的用法，是古代汉语的一种遗留，被称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不同方言的同义词也往往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用词的不同。考察新方言词，能够弥补历时文献语料的不足，揭示隐藏在其共时平面下的历时的累积过程，找到汉语发展的一些纵向的历史演变轨迹从而达到“以今之方语，求经传文字，当其合处，爽露豁畅或更逾于书证”。

汉语方言词的调查研究从汉代扬雄算起,已经历了两千年的历

史。汉语方言研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从扬雄的《方言》到章太炎的《新方言》,我国传统方言学经历了一千九百年左右的长时期。从“五四”运动算起,我国的现代方言学经历了六十余年。

汉语的方言产生得很早,至少在先秦时代,就有明显的方言分歧,并且已经反映在当时的典籍之中。如《孟子‘滕文公下》云:“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日:使齐人傅之。日:一齐人傅之,众楚人琳之,则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叙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左传·文公十三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日: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相传古代的天子,为了体察民情风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后的农暇季节总要派遣使者到民间搜集歌谣和方言异语。东汉应劲《风俗通·序》云:“周秦常以岁八月遣牺轩之使探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赢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

汉语发展至汉代,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先秦典籍中的语言,汉代人已有许多不懂。为适应说解典籍的需要,汉代兴起了以诊释词语为主要内容的训话学。经师们在说解典籍时,已经注意到了词语在地域上的差异。如《春秋公羊传·嘻公

二十五年》:“兄弟辞也。”何休注:“齐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又宣公六年:“有人荷备。”何休注:“备,草器,齐鲁人谓之钟。”《礼记·檀公上》:“何居我未之前闻也。”郑玄注:“居读为姬,齐鲁之间语助也。”《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等专书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当时说解先秦典籍的需要。

《牺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但是《汉书·艺文志》和《扬雄传》中都未提及扬雄著《方言》之事,因而汉朝人便怀疑它可能出于伪托。我们赞成罗常培先生的看法,认为《方言》大概非扬雄一人所作。在扬雄以前,就有严君平、林间翁孺等人保存的一部分方言资料,或拟定了整理提纲,扬雄在此基础上,继承前人旨趣,加以注续,辛勤工作近三十年,编成了我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方面的重要著作。

自从汉末印度声明学传入我国,经师们创制反切以后,我国传统语言学开始了以音韵学为重点的研究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许多韵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方音,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阳休之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

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的《韵略》等等,大都是“各有土风”的方言同音字表。只是到了隋唐以后,中国社会由于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要求国家统一,加上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反映在语言上,对共同语的要求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的风气相当突出。因此在陆法言撰《切韵》之后,上述那些以方音为依据的韵书都被忽视而先后亡佚。这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幸。罗常培先生曾说:“假使当时陆法言不想认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仍保存这些方言韵书的本来面目,那么六朝方音的概况或许就不待我们重新考证了。”

从隋唐到宋元之际,汉语语音又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以正音为目的的《切韵》、《广韵》一系韵书,由于跟口语相距日远,渐渐失去了语音规范的作用,只是作为诗韵而被文人沿用着,这多少为音韵的研究转向从方言出发的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元末周德请以十四世纪初期北方口语语音为依据而写成的《中原音韵》,打开了隋唐以来方音研究陷于停滞的局面。《中原音韵》的出现,无疑是汉语音韵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革新,也在汉语方言学史上树立了一块有历史意义的丰碑。它以北曲作品的用韵为依据,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因而对于研究当时的共同语及其方言的语音,都是一种极重要的文献。

从魏晋迄于元明,我国传统方言学的研究偏重于语音,词汇的研究则稍微逊色,出现较多的是一些笔记体的著作。如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杨慎的《丹铅总录》和《俗言》,胡应麟的《庄狱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岳元声的《方言据》等,里面所记载的方言,其规模和成就远不能跟扬雄的《方言》相比。训话学者征引方言材料,也主要是为古代典籍注疏。《颜氏家训·音辞篇》讨论了“焉”和“邪”这两个语助词,所引例证都出于周秦典籍,并未涉及口语。

清代时期在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经历了比较冷落的中古时期之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产生了许多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听的《恒言录》,陈擅的《恒言广证》,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钱沾的《异语》,瞿濒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张慎仪的《方言别录》，钱大昭的《迩言》,平步青的《释彦》,胡式任的《语窦》,郑志鸿《常语寻源》,罗振玉的《俗说》等。清代学者在辑录考证方言词语的同时,还撰写了不少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