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保守主义

评述近代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文化思潮。它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有限度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同时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保守主义，以认同、回归、捍卫本民族文化传统为首要职志和根本特征。因此，越是在历史悠久、遗产丰厚的民族、国度，其表现就越强烈。

从时间序列及思想流变上分析，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可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和流派。清末民初是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时代。代表人物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黄侃等人为首的国粹派。鼓吹国粹主义的刊物有上海的《政艺通报》、《国粹学报》以及广州的《保国粹旬报》。尽管国粹派对于国粹的具体界定各有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认为国粹是一种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而这种精神又蕴含于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学遗产之中。故此，他们致力于经传的章句训诂，历史典籍的考订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并将此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等量齐观，欲从复兴中国的古学入手，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国粹派虽然提倡国粹，维护传统，但并未因此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意识。他们区分中国文化为国学和君学，认为国学中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民主自由的内容；君学是统治者用来宣传封建迷信、功名利禄和纲常名教，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精神加西方的物质。

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发展是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国粹派一样，康有为也主要是把他所珍视的那部分传统文化孔教，作为文明的象征和立国之本加以认同的，他力图通过设儒学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来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并借此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五四时期是文化保守主义高涨的时代，这一时期以东方文化派、学衡派为代表。东方文化派成员有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杜亚泉。学衡派成员有吴宓、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因发行《学衡》杂志而得名。和国粹派和孔教派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阐述其保守主义的思想不同，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注重借用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哲学和文化学层次上去建构自己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因此，他们的思想比起国粹派和孔教派更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化保守主义走向成熟的时代。首先是1935年1月，在国民党官方的支持和授意下，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黄文山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近代以来的几次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失落，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提出中国的文化建设原则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它的发表立即引发了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和社会舆论的批判，因此没有成为主流。

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主潮的，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现代新儒学。它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力图客观而同情地理解传统儒学，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代表人物和作品有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人生观》、熊十力《新唯识论》、钱穆《国史大纲》、冯友兰《新理学》等。自80年代起，由于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四小龙现代化的成功，为现代新儒学受到世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机缘，现代新儒学开始走出中国的范围，在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传统基础的强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历史传统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会因为现代化的兴起而失去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现代化，只能是水中捞月、山上建塔。历史传统也绝非一成不变，随着近代化的演

进，它的某些成分将被摒弃，某些将被改造大放异彩。在对传统的认同与褒贬方面，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具有相当理论意义。

但是，从体用派到新儒学，都始终没有意识到科技与人伦的共同进化、现代与传统的相容，只有在全社会系统的转换中得以实现。这种转换，意味着传统的因素尽管仍顽强作用于现代化的社会，但它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形态上的传统了。因此他们所标榜的“儒家精神+民主+科学”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真诚地期待着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但却一代又一代地陷入失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