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富于创造性的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司马迁的“史”的观念与《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选读》教学一得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史学上的高山，又是文学界的宝库，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笔者从《史记》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家个性、题材设置等方面来阐释“史”与“文”的关系，以祈正确认识其文学价值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史”的观念文学价值借鉴意义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富于创造性的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五十二万言的《史记》，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新型通史，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沾溉百代的鸿篇。人们面对这座史学的高山，文学的宝库，大有“探之不穷，揽之不竭”的感慨，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要正确认识《史记》的文学价值，首先需理解司马迁头脑中“史”的观念所包涵的文学素质，否则，就很难科学地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

文学与历史，在今人的头脑中有着较为严格的界限，两个概念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但“史”与“文”的因缘，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很早。我们能见到的最古文字甲骨卜辞，就是史官的原始“作品”。史官是最早掌握和运用文字的人，他们要行使自己的职能，就得借助于文字以及运用文字的方式方法。《论语》中曾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的含义尽管复杂，但与“质”相对，无疑就是文采的意思，而“史”与“野”作为两种偏向对举，则含有浮华的贬义。《韩非子》中有“捷敏辩给，敏于文采，则见以为史”，就更有力地证明“史”这个概念本身不但融合着“文采”的素质，而且在儒家的口中含有浮华的贬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不具“文采”是根本不成其为“史”的。

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怎样认识的呢？看来，在他的头脑里，这种传统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他说“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的“恨”是指他的《史记》还没有完成，他把历史著作《史记》直接说成“文采”了。

可见，我国历史上“史”是以“文采”为特征的。换句话说，历史和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我国古代历史著作的特点；人们的文学才能又往往通过这一途径或形式得到较早的表现和发挥。今天，我们探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就是要尊重这个历史的客观事实，否则，机械地搬用一些现代文艺理论，脱离其发展的历史实际，就不但不能真正认识《史记》的文学经验，而且很可能连它的史学价值也给否定了。

其实，司马迁的“史”的观念中含有文学的素质，还可以从他对于史料的认识和处理上得到证实。扬雄称《史记》为“实录”，王充也说“子长少臆中说”。这说明，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自己的亲身见闻与调查。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史家家法“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样做，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了《史记》的历史真实性，使之享有“史家之绝唱”的崇高声誉。诚然，《史记》中非信史的记载，也是不少的。譬如，采用了不少古代文献典籍中的传说，战国、秦汉之间的一段历史，一些情节离奇的故事，甚至有妖梦鬼神之类的轶闻，这些多属民间口头文学的性质，使《史记》在文学上大为增色，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他的“史”的观念中确实含有文学的成分。

另外，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将历史与文学糅合在一起，这当然也是由他的“史”的观念决定的。纪传体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历史写成人物为中心，并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加以故事化。这难免不使历史和文学结合起来，因为历史人物的故事化，必定要求引人入胜的情节，还要对人物形象加以生动逼真的刻划。这些，在相当程度上是要借助于文学想象的。没有想象，要想把历史人物写得有声有色，把历史故事讲得精彩流畅，恐怕难以做到。《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大多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的篇章简直与历史小说无异，因此文学史上又称之为“传记文学”。

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来看，司马迁对于“史”的理解本身就具有文学的素质，因此，他才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许多文学的手段和方法，从而使得这部历史著作放射文学的异彩，也使得他本人享有史学家、文学家的双重称号。《史记》的文学价值或写作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借鉴。

广泛收集有关资料是有效写作的前提条件。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的史料来源，一是西汉王朝官方收藏的丰富藏书和文献，二是亲自去作社会调查。司马迁熟读《春秋》并有意识地学习运用其精神来写作《史记》。《春秋》如同孟子所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就是观点，“事”就是史实。“义”反映史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批判，但“义”必须因“事”而见，两者是统一的。司马迁评判历史的见解，不能离开史实去空发议论，而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种让事实说话的方法，使得《史记》有可能在叙事中展现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和人物形象。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有着鲜明的爱憎，他的每一篇传记都有明确的主旨和态度，这是在大量掌握、充分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材料的结果。人们说他的传记写得“疏”、“洁”、“纵”、“逸”，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分析和驱使材料。“疏”、“洁”是对材料进行精心提炼和剪裁的结果；只有真正将材料“消化”了，驾驭起来才会既“纵”且“逸”，笔端犹如天马骏足。我们看到《史记》中有些传记，故事很短，有的甚至只有寥寥几个片断，但给人的印象却很深。如《管晏列传》的晏婴，主要写了两个故事：一个写晏子解骖赎买奴隶越石父，并延为上宾；一个写晏子的车夫改过而得到晏子的赏识与提拔。两个故事表明一个主旨，晏子善于发现和使用贤能。晏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他一生做了很多事情。在这里，司马迁仅仅用了二百四十余字，且有叙事，有描写，有对话，有细节，生动形象得表现了晏子政治上的最大特点，即赏贤使能，其余的事情都从略。

司马迁在历史人物的刻画上，表现出惊人的文学才能，似有传神之笔。无论是写惊心动魄、风云滚滚的历史大事件，还是写饶有风趣的生活小插曲，他都十分注重人物举止的细节描写。如《项羽本纪》中一段写樊哙的文字：“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是鸿门宴上的斗争发展到高潮，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时，樊哙在军门外听到张良告急的消息后作出的反应。一个“即”字，既写出了当时危急的情势，也揭示樊哙作为刘邦参乘的耿耿忠心。交戟卫士阻止他进去，他只是“侧其盾以撞”，这个“侧”字用得十分传神，因为当时樊哙想到的是赶快进去救刘邦，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卫士身上，因此卫士去阻挡他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将盾略微一斜，卫士就应声倒地。这个动作反映了樊哙关注刘邦安危的急切心情，也刻画出他英武粗豪的性格。进去之后，“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立”字写出了他随时准备“与之同命”的战斗姿态，“嗔”字则使我们看到了他怒不可遏的表情。这些细节的精心刻画，句句传神。虽寥寥数笔，就把樊哙的满腔义愤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司马迁的历史人物写得神气活现的另一原因是语言的个性化。一般地说，《史记》人物所说的话，都能切合各自的身份，也与说话时的环境气氛一致。项羽、刘邦第一次见到都曾流露过发自内心的表白。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两人的话同样表现了他们的政治抱负，但表达方式不同：项羽用的是蔑视的口吻，刘邦却是欣羡的语气。两句话生动地表现了这两个风云人物的两样性格。《项羽本纪》写鸿门宴上的斗争发展到高潮时，刘邦托辞如厕，并招樊哙出去，想趁机逃走，又顾及如此不辞而别有失外交上的常礼，樊哙斩钉截铁地说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其中“大礼不辞小让”一语让人很是费解，事实上这是有毛病的。因为从前后文看，这句与前句“大行不顾细谨”的意思应该一致，都是说不要因小失大。但从句子结构和词义分析，两句含义正好相反；因为“大礼不辞小让”无异于说“大礼”也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