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精神与现实意义演讲稿

五四运动精神与现实意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爆发，掀起了一场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上的巨浪。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她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从此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一次壮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

五四精神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产物影响深远。

五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源自五四时期报人和青年学者的努力。

他们通过散发“小册子”、演讲等各种方式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而这其中功能最全面，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那些曾发表在报纸上的新闻时评了。

“大众媒介提升，延展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观念。

通过它们，这些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合法，传播起来很有说服力，甚至是富有魔力的。

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这些观念进一步确立了其重要性，强化了它们最初的意义，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影响。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一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近代以来，思想的每一次进化都是在与大众媒介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完成的，而文化的发展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大众媒介功能和传播效果的不断提升。

五四精神与五四时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达到了一种良性的发展和促进。

五四时期的新闻评论大大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并且成功塑造和构建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也反过来不断的激励和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步。

那么，五四精神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呢？一、五四精神的内涵(一)、思想政治层面上的五四精神研究对五四精神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下，选题主要集中在五四精神的来源、构成、以及对新时期国家发展建设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上。

所以，很多学者都一直习惯性的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精神方面。

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不朽的精神，伟大的起点一一五四运动简介》(2008)一文，就是主要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以及五四精神的构成，高度赞颂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百年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意义。

欧阳哲生在题为《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论释》(1997)文中将五四运的基本精神总结为对旧传统的抛弃和和新的现代化文明的创造，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拯救整个中华民族。

韩国友的《爱国主义一一五四精神的核心》(1994)认为五四精神直观的说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它真正的核心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彼时的有识之士在不断的批判和选择中，找寻那种能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独立和真正走向发展道路的爱国主义精神。

谷方研究的视野则转向阐释五四运动的开放精神。

他在《略论“五四”的开放精神》(1992)的论作中介绍五四运动不仅是开放意识的积极成果，而且是开放意识的新觉醒。

五四运动把开放精神灌输到思想的层面上，从而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和启蒙。

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产生的五四文化模式对以往关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和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给出了正确的处理原则。

蔡尚思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一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2001)一书中，则将“五四精神”的精髓归结为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精神。

所以，在他看来，思想启蒙所体现出来的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反帝反封建则体现出来的是“爱国精神”，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五四精神。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009)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即是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了爱国精神、思想解放的精神。

韩凌轩也坚持将“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对五四精神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五四精神是一种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

而进入到19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很多学者从五四运动以及五四精神中又解读出了开放的精神。

有关如何面对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问题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开始萌发。

(二)、新闻学层面上的五四精神研究有关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近些年也不断的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1、五四运动与新闻学国内外对五四运动与我国新闻事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宏观研究较多，赵敏、康焕华在《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2007)文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新闻自由观念的深化、新闻业务的现代化等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了当时新闻观念、自由理念以及报刊文风、副刊的革新和新闻采写观念的改变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

学者胡正强则从五四运动与媒介批评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资料整合和分析研究，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时代特征》(2009)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形成期，这一时段大致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起始点，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结束，此后，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形成期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与此前孕育期以及此后的发展期，在具体表征上都有很多显著的不同，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表现出很多独有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媒介批评史意义一一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形成期起始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是五四运动。

他还在《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文体形态及其表现》(2009)一文中从媒介批评角度谈及了时评的发展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时评在战争年代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但是该文将时评与杂文同质而论，本文认为该观点尚有可推敲之处。

2、五四精神与新闻学在从五四精神对新闻事业的影响的角度上的研究里，成果并不是很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当属童兵先生和林溪声先生合著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2009)。

该文主要是从分析五四精神的构成，以及这些从这些精神出发来阐释新时期我国新闻事业如何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

文章指出，新时期的中国新闻改革己经走过了30年，新闻改革在第二个30年如何传承五四的民主、科学传统，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成为一个关乎新闻事业走向、新闻改革持续深入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五四运动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文章分别从“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解放思想”等五四精神的几个构成部分上给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改革性意见。

文章在最后也指出深一步挖掘五四的内涵既具有长久的思想魅力，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新闻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关系着国民现代化素质的培养。

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应继续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求真”以“致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进取，不断做深入持久的努力。

三、人们对五四精神的错误认识“打倒孔家店”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口号导致了国内外对五四运动精神实质的片面认识。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讹传”“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一些有影响的书刊媒介，大都持这种说法。

这一认同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实质与思想主潮的片面理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等提法在国际国内长期流行，特别在20 世纪八九十盛行一时。

1979 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三联书店出版了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改革开放初期该书有一定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

其中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第一个标题就是“打倒孔家店”。

指出：“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便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开始攻击那几千年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呼声。

其锋芒所向，首先对准了辛亥革命以来那股尊孔复古的逆流，直捣封建主义思想的老巢孔孟之道。

自然，当时的某些认识不能说是科学的。

但从戊戌时代的‘托古改制’到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正反映了我国民主主义力量的逐步增长和民主要求的日益成熟。

”(二).“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运动的口号实际上，查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历史文献，也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

把“打倒孔家店”、完全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主要文化主张、主要思潮走向，完全是以讹传讹、后人附加的历史曲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献，最主要的首推《新青年》杂志，与此相关的还有《新潮》、《现代评论》等几家刊物。

孔子问题的讨论，相对集中于《新青年》从1916 年2 月出版的第1 卷第6 号到1917 年3 月出版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一般代表人物——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那么，“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究竟从何而来呢?当然，这个提法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可以说事出有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中，只有胡适一人，在1921 年6 月16 日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在幽默诙谐地介绍吴虞其人时，有“打孔家店”这个提法：“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1924 年5 月2 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吴虞本人的《致〈晨报〉记者》一文，认为这是胡适因读《水浒》而发的一名戏言，不能代表自己对孔子的学术观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五四口号：“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

其实，我并不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

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

”“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20 世纪30、40 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细致分析起来，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的后来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文化主张；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四是从胡适个人在五四之后的一个个别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由此可见，“打倒孔家店”这个多年以来广为流行的“五四口号”，其实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而是后人强加给五四运动的附加物。

四、五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青年者，国家之魂”。

90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

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我们不但要永远记住90年前“五四运动”巨大的功绩，还要继续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以积极的行动去实践心中的爱国主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