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主义思潮是如何兴起的

国粹主义思潮是如何兴起的[摘要]在近代，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清末政局动荡、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全盘西化”的鼓吹，以求振兴中国文化的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晚清最后的时光里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辉。

[关键词]国粹主义思潮国粹派兴起原因衰落一、词义源流“国粹”，清末明初开始流行的一个概念，看似是本土所创，可实际上是一个来自日本的西语译词。

它是从英文“Nationality”翻译过来的，最先被日本所用，英文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片面地推行“欧化主义”政策。

一些极端者甚至不顾国情，提出要改变本国人种，废除本国文字，鼓吹“全盘西化”。

这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广泛不满。

1888年，三宅雪岭和志贺重昂等人发起成立了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以“国粹保存”为宗旨来反对盲目欧化。

同时这种强烈要求保持“民族特性”和提倡民族精神的主张，不但在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共鸣①。

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②。

这里的“亚粹”就是梁启超受日本“国粹”的启发而来。

据郑师渠考证，中国人第一次在报章上使用“国粹”一词，是1901年9月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③，其中说道：“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④，表示不能盲目欧化，要注重国粹。

报刊上最早介绍日本国粹主义是1902年7月一位佚名作者发表在《译书汇编》第五期上的《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

“他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即保守之别名’；进化无穷，‘欧化’不止，遽言保守，只能固步自封”⑤。

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明显是站在欧化主义立场上的，其判断并不正确。

第一次在报刊上正面介绍国粹主义一直要到1902年12月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

《政艺通报》是邓实和黄节于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除了以介绍西学开启民智外，它还兼言中国艺文史事，大力宣传国粹。

黄节在该文中肯定了日本“国粹”说的同时，指出“输入本国宜为我用者，也是国粹”，使该文章成为国粹派倡言国粹的第一篇重要的文论。

而且，该刊物还为国粹派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和人事基础。

1905年1月，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人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这标志着晚清国粹派的正式形成。

之后不久，于2月23日，邓实、黄节在上海又发行了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还创立了国学讲习会，虽然这两个会社并无组织上的关联，但在舆论上对“关注国粹”已经形成了呼应之势。

国粹主义思潮在国内愈演愈烈，在这晚清时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二、国粹主义思潮中国粹派的界定尽管晚清主张保存国粹的人比比皆是，使得“国粹”一词风靡一时，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国粹派，并不是每个人都倡导国粹主义。

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朝大吏虽然主张“保存国粹”，但此“国粹”非彼国粹。

1907年，张之洞改湖北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倡导“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

但“正学既衰，人伦亦废。

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

此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无裨益”⑥。

虽然有助于国粹的发扬、推动了国粹思潮的兴起，但清政府的“国粹”与国粹派的国粹有本质区别，清朝大吏是为了排斥新学、抗拒革命才给封建的纲常名教和尊孔读经加了“国粹”这个帽子。

毕竟国粹派实际上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派别，是由具有传统学术根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在重新整理和研究传统学术、推动其近代化的基础上进行激烈的排满革命。

所以清政府的“国粹”实质上是站在国粹思潮的对立面，不能称他们为当时较为进步的国粹派。

另外，虽然国学保存会的建立标志着国粹派的形成，其会章也规定：“入会毋须捐金，惟须以著述，或自撰，或搜求古人遗籍，或抄寄近人新著，见赠于本会者，即为会员”⑦，可实际上它依然是有正式的入会手续和固定成员的。

“1907年第26期《国学保存会报告》第6号上有《会员姓氏录》，共录会员19人。

但是，统计其时的撰述者，已有44名；1907年第32期《附启》说，国学保存会发展缓慢，‘乃开会至今，会员不过二十一人’，而其时的撰述者，已增至约60余人。

”⑧因此，能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并不一定是国学保存会的会员，而是否加入该会也并不是判断其是否为国粹派的唯一标准。

总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是真正所谓的国粹派：（一）有相对稳定的以保存国粹为共同旨趣的团体和刊物。

（二）要具有排满革命派的品格。

（三）有在自己国粹思想的指导下研究国学的实践。

（四）积极向上的时代使命感、文化使命感和文化保守的思想倾向。

⑨三、兴起原因（一）从客观原因看：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陷入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境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面临着危机。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国粹主义的出现使晚清文化保守主义达到了最高峰。

1.国粹主义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加深、民族危机深化的结果。

自从甲午战争后，欧化浪潮席卷了中国；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也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社会革命从19世纪中期的经济层面波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层面，同时向思想层面也迅速蔓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威胁。

而梁启超在1896年就预感到了这一历史趋势：“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⑩。

而章太炎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也深感忧虑：“道敝文丧，由来已久，而今世尤为岌岌”，由于受到西学的压制，“国学之昏暗，较之科举时代，而尤倍”⑾。

再者，此次面临的亡国之祸不同于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的入主中原。

之前的少数民族虽然在武力上要强于汉族，但文化却是落后的游牧文明，无法战胜汉族先进的农耕文明。

但是现在西方不仅在武力上完全压制我们，而且文明也是比我们先进的工业文明。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他们都有全面的优势，我们不得不感到危机的严重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急迫性。

世界近代史上，欧美列强为了吞并瓜分弱小国家，往往采取“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家圮人中”⑿之法。

在这国势衰微，瓜分危机迫在眉睫，欧化浪潮奔涌而来，亡国灭种危机逐渐逼近的时候，国人纷纷重视起本国传统文化，不想重蹈他国覆辙而兴起国粹主义思潮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所以，国粹思潮的形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威胁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密不可分的。

2.国粹思潮的兴起反映了中国20世纪初的时代主题和中国近代化潮流。

当时国民面临帝国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推翻这两座大山和实现现代化是国民努力奋斗的目标。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想要实现这些目标也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走法，导致大家意见不一。

国粹派主张用国粹来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⒀。

章太炎还指出：“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

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

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

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⒁。

一些反清革命者也通过宣传国学来激励人们的反清斗志，积极融入革命浪潮之中。

国粹派又认为“古学复兴”是各国实现近代化的必经之路，想效法13、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来振兴祖国。

“彼欧洲文明进化之阶级，其径路奚若？则所谓有古典兴复时代者发其先；彼日本改革之次序，其径路奚若？则又所谓王政复古时代者当其首。

夫由黑暗时代而进入文明而必经由此一阶级者”⒂。

所以他们想借鉴国粹、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来避免从西学中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使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实现富强。

（二）从主观原因看：1.倡导国粹主义的国粹派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不高，容易感受到社会的动荡和想要改变社会现状。

刘师培等人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今后之中国又将为欧种之奴隶矣”⒃，表达了他们迫切的反抗外国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2.国粹派成员出生于书香门第，封建传统教育让他们国学功底深厚，再加上他们受到大量的西方书籍影响，分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近代意识。

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最擅长的国学，“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⒄，来救亡图存。

另外，他们又吸纳先进的西学糅合进中学，希望在救亡图存的同时借中国文化的智慧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建立中国共和新政制。

“虽起欧西硕辅，而使理于华土，其必不能尽弃其固俗”，马叙伦也强调，中国古代的政治虽不能行于今，但古人“依民性而制礼，为人性而作乐”，他们缔造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有借鉴价值的。

四、国粹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一）提倡“国学”，反对“君学”，抵制西方列强侵略。

国学是国粹的重要组分也是其载体，是与西学和君学相对立的。

邓实为我们解释了这样区分的必要性：“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故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为爱国，以攻令利禄之学即为国学，其乌知乎国学之自有其真哉”⒅。

他认为国学是先秦时代汉民族的学术，带有民主性和排异性，能够指导人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制度；而君学却是不断发展，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造成世风日下，学术衰微，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因此，国学有益于国，君学有害于国。

（二）仿效西方文艺复兴，提倡“古学复兴”。

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走向近代化，而且18世纪日本的崛起也经历了“王政复兴”。

于是国粹派认为“古学复兴”是世界各国文化复兴的普遍性规律，东西方文化演进轨迹也不谋而合。

“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⒆，1905年邓实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古学复兴论》则是有关“古学复兴”最具有代表性的著述，说明了复兴古学的必然性、意义和途径。

于是，他们想要复兴先秦诸子学来重新振兴中国文化。

（三）以“发扬人性”为号召，宣传“人权民主”思想。

“发扬人性”是对“人欲”合理性的肯定，反对统治阶级利用程朱理学宣扬“存天理，去人欲”来钳制国民思想。

国粹派发挥上古原始民主和先秦诸子“保民”、“贵民”说，继承并发展了明末以来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

他们撰文记述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学的情形，称赞他的人性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反对中国传统的“人性论”。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人性由后天学习决定，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等日常生活。

国粹派继承了王夫之这一思想，并进一步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其进行更新，把“性”和“情”结合起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财产自由”、“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