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教学内容

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分析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贸易数据的深入分析，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地位进行评判。研究发现，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较低，主要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发展迅猛，但竞争力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从中获取的分工利益极为有限，总体而言，目前处于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但纵向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阶段性目标，比较优势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延伸，国际分工地位也有了明显改善。

关键词：中国；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国际分工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产业间分工(In ter-i ndustry Specializatio n) 到后来的产业内分工(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再到如今的产品内分工

(In 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世界各国通过产品内各流程的专业化生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对位入座”，获取来自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差异化利益。那么，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水平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判断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对外开放的成效，而且有利于我们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方向，对赶超战略的政策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新国际分工的基本背景

早期的国际分工模式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分工，包

括工业品生产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体系，以及高端工业品生产国和

一般工业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体系，产业间贸易是国际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各国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参与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品或初级产品并对外出口，同时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但在二次大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即发达国家在相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部进行分工，专业化于同一产业中某类或某几类产品的生产，并通过产业内贸易交换各自所需的多样化商品，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核心位置。在产业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分享国际分工利益的机会。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周期大为缩短，发达国家的企业逐渐将一些不具备竞争力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特别是将劳动投入较多而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环节外包给劳动要素充裕的发展中国家，仅在国内保留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生产、研发和销售环节，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垂直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带动产品内贸易迅速增长，尤其是以零部件产品为主的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上升更快。Athukorala和Yamashita ( 2005)的研究表明，1992 —

2003年间，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3.4%，而同期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年增长

率只有2.8%，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比重也从17.9%上升到21.1%。与之相对应，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产品的不同

生产阶段进行分工合作，根据各自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Gaulier等人(2005 )考察了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分布，发现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出口附加值较高的精密零部件和资本品，由东盟和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再加工，并将低附加值的最终消费品出口至国际市场，分工生产的大部分利益归于前者，而后者投入大量劳动只换来很少的分工利益。

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进入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产品内合作的国际分工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由于技术和资本的限制，很多发展中国家只能进行初级产品和简单工业品的专业化生产，无法从事一些高端产品的生产制造，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层次都很有限。而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需专业化于特定部件或特定阶段的生产，并不要求具备产品的全部生产条件，这就大大降低了国际分工的进入门槛，使其能够参与到高端产品的生产网络，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技术水平和优化产

业结构，新加坡和韩国就是其中的成功典范。然而，产品内分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因为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多只参与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要

依靠发达国家企业的“指令”，对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依附性，容易丧失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自主权。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在分工过程中通过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来主动提升价值链层级，就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层次，沦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

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国际分工地位进行科学的评判是非

常重要的课题。就笔者所知，国内现有文献多是从产业或产品角度来评判中国的竞争力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汪斌、邓艳梅，2003;张小蒂、孙景蔚，2006)，但在产品内分工的

背景下，这种评判方法很可能产生误导的结论。例如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不断提高，但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在其中占有较高比重，产品层面的分析将会夸大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从具体的生产阶段或价值链环节来分析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为此，本文通过贸易数据的详细分析，比较了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各个阶段的竞争力状况，从价值链角度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做出较为合理的评价。受数据所限，我们仅考虑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对研发、设计、营销等非生产环节的价值链并不涉及。

二、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总体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根据自身经济条件

以加工贸易作为突破口，在关税减免、出口退税、以及设立出口加工区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加工贸易量从1995年的132亿美元跃升至2007年的986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比重高达45.3%，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主体不仅通过自身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而且通过外包(Outsourci ng)等形式的生产合作引领本土企业进入产品内分工环节，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中国迅速融入到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为客观反映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地位，我们参考Lemoine和Kesenci (2002)的方法，根据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见附表1)，分析工业制成品中的初级产品、零部件、资本品等不同阶段产品的贸易数据，在此基础上归纳中国的专业化分工特征。

首先考察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变迁。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不仅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大幅提升，而且各阶段产品的贸易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中间品贸易份额从1998年的3.2%上升到2006年的8.5%, 反映出中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