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对于交易匿名性越来越强的现代社会而言,社会

一、研究背景

对于交易匿名性越来越强的现代社会而言，社会信任在维系人们之间合作，提高政府、企业管理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出现了多次下滑，正在进入社会信任问题频发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明确指出，仅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居民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的居民信任陌生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在持续加深和固化，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甚至妨碍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转型改革的关键期，结合我国人口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原因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迫切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对由国内债务违约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进行探讨，研究债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等。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文献综述

1.信任的定义

通常来说，可以把信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殊信任，指人们对特定人或组织的信任，来源于经常性的互动；另一类是一般化信任，指对社会其他人的信任，来源于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某种公平和合作的期望，即社会信任。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后者。（Knack&Keefer,1997）

2.社会信任的作用

社会信任可以通过提高民主管理水平，影响社会经济政策的质量，提高司法效率或者作为法律法规的替代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Almond&Verba,1963;Easterly&Levine,1997;Shleifer&Vishny,1997)

社会信任是交换与交流的媒介，也是经济交易的润滑剂，对于交易匿名性越来越强的现代社会而言，有助于降低各种交易成本。(Zak&Knack,2001)

3.社会信任的决定因素

归纳起来，现有文献提出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3.1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指个体特征因素，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户籍、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等。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就越高(Alesina&Ferrara,2002;李涛等,2008)；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更不容易相信他人(Alesina&Ferrara,2002)；婚姻和家庭为居民提供了可以抵御外部社会风险的凭借，因此能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李涛等,2008)；非本地户籍的居民，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更低(汪汇等,2009)；受教育程度高提高了居民的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进而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水平(Alesina&Ferrara,2002)。关于宗教信仰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说法在学界则未能形成一致定论。

3.2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指社会因素，侧重于研究社会环境和氛围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具体包括政治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政治性因素方面，(Zak&Knack,2001)发现，与政府和法律体系质量密切相关的市场化指数、产权指数、合约履行能力、腐败指数、投资者权利都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改善法制、防止腐败、保护投资者权利，都是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手段。张维迎、柯荣柱(2002)及Aghionetal(2010)指出，政府对经济管制和干预越多，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越低。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没有户籍的本地居民社会信任度更低(汪汇等,2009)。Taoetal(2014)关于中国农村居民的研究表明，政治信任水平对居民的社会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对政府越信任，当地的社会信任度越高；相反，对政府越不信任，当地的社会信任度越低。Sonderskov&Dinesen(2015)基于丹麦的两期面板数据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水平与居民的社会信任度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水平会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反过来，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水平几乎没有影响。

经济性因素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高低会对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产生影响(Bjornskov,2007)。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国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在市场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程度加大(Migueletal,2006)，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拉大(Benjamin&Brandt,1999)，这些都会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造成负向影

响(Alesina&Ferrara,2002)。具体地，Migueletal(2006)等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后发现，劳动力向外地的流动会降低当地的相互合作与信任水平。陆铭、张爽(2008)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水平。

文化性因素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被许多学者所强调。

Huff&Kelley(2003)在测量和比较不同亚洲国家和美国的样本后，发现个人和组织信任的水平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差异，并且质疑普遍的观念，即集体主义文化更能促进对个人主义文化的信任。Falcketal(2012)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方言口音能影响人们对自身的信任水平，从而影响双方的经济决策。Nannestadetal(2014)研究了制度环境和文化差异对移民的社会信任度影响，发现制度环境的影响远大于文化差异性。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但是，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于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基于CGSS2013数据集以及省级层面的宏观人口结构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人口流动对于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二）人口流动与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特征分析

1.影响机制

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的人口聚集效应对提高经济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提高地方的开放程度，从而对社会信任度产生积极的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日常交往的外部风险性以及来自资源环境的竞争问题等，导致人口流动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带来了负向效应。

在现实中，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述两种作用机制的相对强弱。作者通过基于CGSS2013的微观调查数据集和省级层面的人口流动数据制作的拟合曲线观察发现，我国的人口结构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即外来流动人口越多的地区其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因此，本文认为在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中，可能是第二种机制占主导。并在下文中对此推测进行了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