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方法论-后殖民主义

简要论述后殖民批评的四种主要方法。

参考答案:
1．卡利班/普罗斯匹罗原型与主/奴视角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为该范式提供了文学原型。

乔治·拉明在《流放的快感》中，琼·柯克比在其论文《美国的普罗斯匹罗》中，均对莎翁笔下的抵抗英雄卡利班，表示出强烈理论关注。

在卡利班与征服者普罗斯匹罗之间，他们发现了经典的反抗主题，据此建构起一种后殖民阅读范式，即卡利班/普罗斯匹罗范式。

该剧集中表现了强势文化对于没有文字的弱势文化的悲剧性影响：当普罗斯匹罗要将他的主子语言“恩赐”给卡利班时，后者严正地加以拒绝，并阐明自己拒绝的正当理由。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英语小说的典范之作。

其中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堪称是英文经典中最具象征含义的典型人物。

由此开始，我们面对一系列主子/奴仆、白人/黑人、驯化/顺从的文学故事，同时也为我们重读经典提供了批评视角。

它能让隐匿于各类文本中的殖民意识昭然若揭。

2．属下阶层/性别化属下阶层研究方法
斯匹瓦克的性别化属下阶层特指男权主导的前殖民、殖民和新殖民历史叙事中居于边缘、沉默的妇女。

个案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斯匹瓦克揭示西方女权与帝国主义合谋、误现本土属下阶层妇女的核心文本。

在《权利神话：勃朗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特里·伊格尔顿关注游离在不同家庭生活场景之间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含混的阶级地位。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中，女权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从心理学角度片面地将伯莎·梅森诠释为简·爱的另一个自我。

女权理论家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立足历史视角，将西方历史上的女权与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女权个人主义观。

斯匹瓦克以上述理论为基础，重新解读《简·爱》。

“十九世纪的女权个人主
义并不局限于核心家庭的封闭范围，而是超越‘纯粹的’性的再生产之上的灵魂铸造计划。

”这在《简·爱》中表现为家庭与反家庭、家庭中心与女性边缘个体的对立。

简·爱位于叙事结构的核心，是推动叙事的原动力。

从里兹家到罗伍德慈善学校，从桑菲尔德庄园到里弗斯家，简·爱一再被边缘化。

最后，简·爱的女权个人主义似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她以自己的意志和爱心恢复了里弗斯、罗切斯特这两个英国体面家庭的幸福生活。

整个叙事的对立矛盾最终化解。

简·爱的女权个人主义，她信仰的灵魂铸造理念，受帝国使命和殖民实践制约。

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梅森，在小说叙事中被再现为疯癫、界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怪物。

这为女权个人主义者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恋提供了正当合理的理由。

简·爱以无限的崇敬之情赞扬宗教殖民：“他的理想就是崇高的征服精神驱使的雄心壮志……”
简·爱的叔父临终时将他在殖民地聚敛的钱财转到她的名下。

至此，海外殖民事业的繁荣消解了简·爱的女权个人主义，家庭的合法秩序得到恢复，宗主国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

伯莎·梅森则被排斥在家庭、宗主国女性群体、乃至文明社会之外。

在简·爱眼里，她无异于一头野兽。

在罗切斯特眼里，她只是三万英镑嫁妆的徽记。

3．跨文化文学接受-生产视角
普丽娅·乔西的《在另一个国度》研究后殖民语境中小说的跨文化现象，即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末印度语境中英语小说的流变，提出消费的诗学经济阐释模式。

她将书籍史研究与阅读社会学结合，借助档案、统计数据、图书馆摘要和目录索引等，分析形成社会和文化视野、又受到这种视野制约的消费模式。

研究印刷文化的流通、消费和生产，最终揭示跨文化的文学过程。

英国小说是殖民地本土读者了解英国文化的窗口。

对他们而言，小说不仅是新的文学消费形式，也是接触与英国文化、现代性、殖民者等密不可分的新价值、新观念的途径。

消费过程中，小说不单是殖民工具，也是文学转换、协商和抵制的场所。

因此，小说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消费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生产被动的结果和承受者。

从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小说在印度的消费，印度读者群展示的是一种独特的阅读消费模式，一种有别于后殖民理论臆断的抵抗模式的选择消费模式。

例如，与
英国读者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喜好不同，印度读者选择通俗、情节剧式的小说。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纪英国通俗作家G．W．M．雷诺兹（而不是狄更斯或萨克雷）在印度成了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

乔西分析这种现象后，发现雷诺兹代表的通俗小说与时兴的现实主义小说唱反调，大量宣扬道德、文学和心理内容。

这正好迎合了殖民政治语境中印度读者的象征和潜意识消费需求。

英国小说为印度读者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成为创造、再现自我的新艺术形式。

提供了认识、了解与殖民现代性紧密联系的新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语言。

更为反殖民民族主义斗争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话语工具——印度本土英语小说。

印度读者从极端的本土视角、立足本土立场来往返关照、解释异邦文化产品，从而在文化转换过程中发挥中介和权威作用。

依此类推，印度作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时，他们将小说的形式和功能本土化，像早期的本土读者那样自觉地介入文化转换和创造实践。

4．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
1）小说的态度和参照结构
萨义德最早在《开端》中提出一种崭新的、发轫于西方古典小说的小说史观。

古典小说征兆了现代性母体中孕育的、崭新的资产阶级主体和欲望的出现。

古典小说基于两大假设：（一）小说叙事能容纳辽阔、复杂、纷繁的经验现实；（二）小说艺术的必要性在于它丰富、补充了经验现实。

因此，新的主体建构了一个与经验现实重叠共存的想象世界，既将经验现实的自然秩序视为存在的终极参照模式，又用新的文本世界来取代经验现实。

这种古典小说内在的张力决定了整个现代小说的嬗变轨迹。

从古典小说、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小说史，就是这种张力不断加剧、资产阶级主体从独立自信、到怀疑分裂、最终走向主体分裂的历史。

十八世纪古典小说中，小说意识塑造的是汤姆·琼斯（菲尔丁的同名小说）、莫尔·弗兰德斯（丹尼尔·笛福同名小说）这类成功人物形象。

十九世纪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是爱玛·包法利（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匹普（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这类反生活的利己人物。

现代主义小说中，整个的主体世界濒临崩溃的边沿，主体耗竭了所有的欲望火焰。

创作、想象世界、小说叙事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模式——一种与作家的经验自我并行、矛盾冲突的主体体验。

“最终，文本成了作者的纯粹符号。

用
传统哲学术语讲，这意味着伦理、认识、存在和本体关怀的混合同化，形成一种共享的文本空间。

”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进一步提出小说研究的态度和参照结构论，否定文学自主性之说，肯定文学行为与帝国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小说中有关帝国的暗示、隐喻和意象俯首皆拾，构成独特的态度和参照结构。

英国小说的叙事权威模式与帝国主义复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重合绝非偶然。

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主要的文化艺术载体，小说与现代资产阶级的帝国扩张冲动相互支撑。

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帝国，就没有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就无法理解小说巨大的文化含量。

萨义德称小说为一种包罗万象、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形式。

它既有精心安排的情节结构，又依附一套完整的社会参照体系——以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权威和权力为基础的参照体系。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小说已成为英国社会的思想强音。

既深刻地反映工业革命带来的“英国国情”问题，又将英国文化的想象空间扩展到遥远的殖民地。

因此宗主国与殖民地共同塑造了帝国想象的共同体。

从英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到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逐渐勾勒出一幅以英格兰为中心、殖民地为边缘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图画，逐步建构起一套以人种学、殖民管理、历史书写、群体心理学、东方学等为主干的话语，积淀下一套微妙、表现多样却又完整的态度和参照结构。

2）对位阅读
批评分别受到两种视角、两种历史书写观的影响，据此形成两种阐释方法。

一种是直线型、偏重逻辑的分析方法。

另一种为对位、游牧式的批评关照。

只有第二种批评视角才能恢复历史体验的本真状态。

帝国这个张狂的权力机构使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本土文化狭路相逢，令所有文化失去了单纯、本真的面目。

不同文化结成一种异质共存的混合状态。

这就是“重叠的疆土，缠结的历史”。

历史和文化体验跨越了民族疆界，文化意象绞缠着重塑的纯真意象与文化差异生产的不纯意象之间的对立，体现出历史诉求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张力。

因此，只有从不同视角对位审视，比较不同历史和文化体验，才能以一种对话阐释批评代替充斥着责难和对抗的文化差异政治。

对位阅读同时容纳差异的文化体验，尽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
发展节奏，独特的内部结构和关系。

谈差异体验并非回避意识形态问题。

相反，将不同体验并置，让不同的文化主体同台对话，才能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排他、封闭状态，化解文化距离，消弭文化压制。

宗主国文化失去了传统人文批评涂上的那层保护色，被放置到南与北、宗主国与边缘、白人与本土人相互冲突的全球语境中。

对位阅读就是同时意识到宗主国历史叙事与被压制的殖民地本土历史叙事。

说穿了，殖民、抵制和本土民族主义塑造甚至决定了英国小说的成型和变化。

压制与抵抗的张力在帝国想象的地图上拉开一道裂口。

对位阅读必须考虑到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抵制。

既分析欧洲经典文本，又发掘文本中被排斥的内容。

从经典文本阅读走向对整个西方文化档案的勘查，让沉默、边缘化或被意识形态扭曲的历史文化浮到表层，走到前台，发出声音。

对位阅读不仅仅是小说文本解读方法或视角。

也是一种抵抗文化政治实践。

通过研究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受压制的文化“他者”，揭露文化间的不平等对话和不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