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师生如何反奴化教育

沦陷区师生如何反奴化教育？

明清易代之际，大儒顾炎武曾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他认为，改朝易代不过是“亡国”，而思想文化之沦丧，则可谓“亡天下”。清人龚自珍也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较诸奴役一国国民之身体，更难的是奴役其国民心智。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人，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侵华战争期间，日伪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各沦陷地区推行奴化教育。在东北，学校生活全面日本化。根据规定，学校将日语作为国语教授。老师要穿伪满洲国公职人员统一制服“协和服”，学生要戴“勤劳奉世”的帽子。早上大家要在操场集合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念日本诏书，最后向日本国旗敬礼，还要冲着东京方向给天皇祝福。

不仅如此，日伪还就地取材，极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糟粕，企图以此奴役沦陷区国民心智。1940年，黑龙江依兰县一位女学生，为乞求佛爷保佑自己久病的母亲康复，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该县为此召集千余人开会，将其树立为典范。

对于日伪的奴化教育，中国师生以各种方式尝试反抗。一些学生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奴化教育。每逢日语课，懿范女中的同学就竭尽所能“捣乱”：一部分学生积极围着日本教官问问题，实际上是为让其他同学能抓紧时间写别科作业。

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有中国教师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含蓄教育大家，面对外侮要保持气节。也有老师为学生讲戚继光平倭寇的故事，还针对日伪在农村强行征粮的恶行，布置《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

除了直接反抗外，还有一些学校师生，阳奉阴违，准备两套教材，一套专门应付日伪教育机关检查，另一套专门用于平日上课。

北平幼童亲历“最后一课”，初尝亡国之痛

1937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了。当时在北平师大第二附小念书的史会，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全然没有以往开学时的喜庆气氛。师生见面时打招呼，也饱含恐慌与警惕。那是北平沦陷后，史会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踏进校门。

校门口不见了国旗彩旗，映入史会眼帘的，只有黑板上匆忙写就的“中日提携，友好亲善”。所有人静静地在教室里坐着，空气中一片死寂，史会脑袋里不停地担心着：我还能上学吗？这学还怎么上？

受人尊敬的贾老师终于走进教室，却没能像以前一样为同学们讲课。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学校处境艰难，如果想要继续办下去，就必须服从当局的安排。

重新编印的课本还没到，因此不能讲新课；旧课本中不符合“中日共荣亲善”的部分，则需要同学们亲自用笔墨涂掉。

老师难掩心中的痛苦，只短短说了一句：“都记在心里罢。”

包括史会在内，满教室十岁左右的孩子，眼里噙着泪水，默默翻开高小国文第三册课本，用黑墨涂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自强”、“奋斗”等字样。其中一些专讲爱国情怀的课文，甚至被整页整页地撕掉。

从这一刻起，史会幼小的心灵深深烙印上了亡国的屈辱与不甘。

学校全面日本化，连中国话也不能说

在侵占华北之前，日本早已控制东北全境。东北地区的孩子们，也已在日本奴化教育之下，度过6年时间。在李玉清——当时辽宁省绥中县一个普通小女孩——的眼里，学校从来就不是她无忧无虑成长的摇篮，而是时时萦绕着仇恨和屈辱的牢笼。

在李玉清的学校里，所有人不准讲中国话，只能讲日语。这是日伪政府早期在整个东北地区实行的规定。语言侵略是奴化教育与洗脑教育的基础，侵略者意

图让中国孩子丧失对母语的认同，进而丧失中国人的身份而亲近日本。1937年，伪满政府在东北地区颁布的《新学制》明确规定学校应将日语作为国语教授，并且严重挤占了语文、数学、史地等其他科目的时间。

通化女子国高的同学在上物理课。

最让李玉清反感的，是学校生活全面日本化。根据规定，老师要穿伪满洲国公职人员统一制服“协和服”，学生要戴“勤劳奉世”的帽子。早上大家要在操场集合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念日本诏书，最后向日本国旗敬礼，还要冲着东京的方向给日本天皇祝福。

这一套繁琐的程序，是由官方钦定的朝会和“式日”制度。据李玉清回忆，学生们不愿祝福天皇，都悄悄地用东北话说“嘎本儿”，就是“死了”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大家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敢怒不敢言。

通化女子国高的朝会。

日伪宣扬愚孝，褒扬割肉孝亲行为

相较于前述日式语文、仪礼教育，对师生影响更为恶劣深远的，恐怕是沦陷区“精神教育”课的倒行逆施。

精神教育课在伪满洲国学校中的地位仅次于日语课，往往由各学校负责人、教务主任或日伪政府派来的日籍人士讲授。他们歪曲“四书”、《孝经》，宣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糟粕，向沦陷区学生灌输盲目“忠君”、“爱国”的思想，以愚昧学生心智，使他们感恩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帮助”，并一味顺从。

《新学制》颁布后，“精神教育”科改为“国民道德”科，进一步宣扬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这类邪说，慢慢磨灭了沦陷区学生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甘心听命于日伪殖民统治。

很多仍然欠缺分辨是非能力的沦陷区少儿，便深受日伪精神教育课的荼毒。当时，东北地区出现不少令人痛惜扼腕的事例。

1940年，黑龙江省依兰县国民优级学校女学生孔某，学着“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做法，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供奉佛爷，乞求佛爷保佑自己久病的母亲。学校得知此事后，极力褒奖孔某。该县甚至为此召开“奖励孝女”大会，召集千余人参加，将孔某树立为典范，进一步扩大日伪“精神教育”的影响。

1942年冬，四平市民陈老汉带着孙子上街。在街上，他孙子与偶遇的同学用日语交谈，还当着陈老汉的面说：“中国人不好，日本人好，中国人是猪一样的蠢东西！”陈老汉怒而掌掴孙子。这一幕，被两名日本宪兵撞见。陈老汉随即被以“反满抗日”罪名带走，最终惨死在集中营里。

学生挨打做苦工，在学校难读书

沦陷区学生不仅面临日伪的精神控制，还不得不承受严苛的体罚。

中国学生遭日籍老师毒打的事情，屡见不鲜。在黑龙江省依兰国民高等学校，一位名叫朗多寿的学生，因为在日语课上没有回答好问题，被日籍教师古贺叫到讲台，并遭其痛扇耳光。第二天，朗多寿便退学了。

日伪还在沦陷区学校开设实习课，对学生进行“劳作教育”。这门课程，有把学生当成免费劳役之嫌。尤其在日伪接近垮台的后期，学生终日都要参加劳作，几乎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

对此，极其厌恶实习课的学生们，以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等方式进行反抗。他们有时会故意把树苗扔进壕沟里，或在播种时故意把种子扔掉。虽然学生发泄了心中的怨愤，但终究是极大地耽误了文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