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文学社团与五四精神的联系

五四时期文学社团与五四精神的联系

摘要：中国的文化总是经历抛物线似的发展轨迹，一点点的由沉寂到爆发，又逐渐的从爆发归于沉寂。值得思索的是，文化的繁荣或是衰败，往往与社会环境成反比，也就是说，和平的年代里，文化往往在大一统中走向平淡与没落；而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文化往往如烟火般腾空而起，张放出绚烂的光彩，呈现百家争鸣的宏伟气势。而中国历史上真正起过解放思想作用的两次文艺争鸣：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印证了这一点。同样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着比战国时期更艰巨的挑战，不仅仅面临黑暗的统治、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更严重的是，经过了几千的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已经模糊了“人”的观念，每个人都作为奴隶生活着，并且丝毫不曾察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与众多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集结成社，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连接起来，集众人之力，将智慧化为照亮人民前进的精神火焰。

关键词：为人生艺术自由狂飙突进缩影

五四精神,是敢于直面人生、并愿为改造社会唤醒国民意识而奋斗的精神；是为肯定个人价值、不懈追求理想的精神；是崇尚自由、民族、科学的精神而爆发出的狂飙突进的精神。

归结起来是，五四精神就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同样是文人，五四时期的文人却不再符合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手无缚鸡之力”的印象。他们是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以后的第二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并能够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

面对严峻的现实和宽松的文化氛围，这些知识分子迅速反应，根据自身信仰迅速组成团体，他们凭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历史的使命感，紧握手里改造社会的笔，以笔作剑，潇洒自如的在五四这场思想大风暴中舞出自己的主张。他们对世界发出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五四运动贡献着力量。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充满个性的文学团体，便是五四精神的来源，他们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是五四精神的缩影。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一定会有人说五四成就了胡适、鲁迅、闻一多那些文化名人，但我也相信，是这些敢于挥动笔杆的人们成就了五四，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组织的一个个立场鲜明、独具特色的社团，五四运动定会失去许多光擦，五四精神必定也无法得到最大化的张扬。

为了方便比较各个社团与五四精神的联系，根据各个社团的特点，我们将五四期间成立的各种文学团体分为三派：

一、批判现实派与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这一派的特点是凡事讲求“为人生”，针砭时弊。主要社团包括率先于1921年1月于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这是一个倡导“为人生”的团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文学研究会宣称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们强调写实主义，给当时文坛正流行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以打击，并且在二三十年代的斗争中占据优势。稍后便有语丝社、未名社等文学社团成立，林语堂、章川岛、孙伏园等人加入其中。被誉为“民族魂”“文化旗手”的鲁迅便是这派团体的核心人物。鲁迅曾这样说到他的小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们常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引导人们认识社会现实。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整体上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此后又写了《祝福》，《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名篇，这些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被压迫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但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更“怒其不争”，他以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出发，着意刻画国人的

灵魂，意在“揭出痛苦，引起救疗的注意”，引导人们认识社会、深度思考，鼓励人们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

二、艺术至上派与个性解放精神

艺术至上派主要指那些宣称“为艺术而艺术”的社团，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创造社、南国社、弥撒社、浅草-沉钟社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田寿昌、陶晶孙等文化名人位列其中。弥撒社1923年成立，宣称“两五两不注意”即“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应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这种追求自我解放，渴求肯定自我价值的精神使这派团体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异常明显的特色。如郭沫若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女神》。在《天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在群魔乱舞的昏暗世道中，诗人大声疾呼，要把月、日、星球、全宇宙吞了，充分表现了要冲决一切罗网、摧毁一切黑暗的英雄气概和豪迈气魄。这里的具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有着扫除一切陈腐、创造一切新生的巨大威力，是全宇宙的能的总量。他体现着强烈的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的要求。

《女神》处处都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为叛逆的自我唱出了

激越的颂歌，折射出五四运动中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歌颂叛逆精神，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个性力量，体现了狂飙突进的风格。

三、自由随性派与崇尚自由、复杂的人道主义精神

自由随性派的主要成员大多留学英美，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他们所组成的社团虽不像其他社团那样有鲜明的的艺术主张，却也从各个方面鲜明的表现出他们的自由主义倾向：组织较为松散、持续时间长、影响大、倾向复杂。提倡要社团有湖畔诗社、新月社，冯雪峰、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加入其中，后来又得到胡适、梁实秋等人支持，林徽因等新诗人也稍后出现。诗合集《湖畔》以写作爱情诗闻名。他们倡导新格律诗，闻一多主张诗的“音乐美、会话美、建筑美”，对旧剧的程式化象征话加以肯定，这一诗派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曾发生过相当的影响。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徐志摩诗歌创作只有短短十年，但诗歌充满了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在《婴儿》里，他希望那个肥白的“馨香的婴儿出世”，寄托了他渴望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他还大胆歌颂爱情，有的作品，如《问谁》，《最后的那一天》赞咏爱情至上，《落叶的小唱》《丁当—清新》里有表现了他在爱情生活中感到的痛苦。他清新的诗句、真挚的独白，对爱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同派著名诗人闻一多，随留学英美，却对祖国怀有深沉的感情。“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