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企业家的风险与如何防范

浅谈企业家的风险与如何防范

企业的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企业的安定是维护我国社会和谐的内在因素。推动企业发展和安定，企业家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如何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维护企业家的权益，着力防范企业家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008年下半年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无异于全球经济领域的一场大地震或者大海啸，其影响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预料，由此带给众多企业和企业家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2008年10月，被冠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巨头合俊玩具厂倒闭。同月，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江龙控股由于资金链断裂而轰然坍塌，董事长陶寿龙夫妇准备偷渡外逃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2月底，媒体披露原“中原地王”变身“债王”，被称为“资本运作高手”的“思达系”汪远思，已经退出其一手设立的“金基不动产”，郑州市相关部门已对汪远思是否涉嫌转移资产等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以及企业家的法律风险也随之增加。如何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下的法律风险，是许多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

企业和企业家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类：1刑事法律风险2民事法律风险3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今天我主要和在坐的企业家共同探讨一下如何防范刑事法律风险，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共同探讨如何防范民事法律风险和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问题。

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指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触犯刑法受到法律制裁以及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承受伤害或损失所必须面对的风险。刑事风险，是企业家最恐怖的“噩梦”。当今中国，企业家面临着重重刑事危险，三鹿集团田文华、国美集团黄光裕、红塔集团褚时健，健力宝集团张海、爱多集团胡志标、南德集团牟其中……一个个地倒下去，锒铛入狱，在最辉煌的时候遭遇人生的滑铁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家往往忽视自身的刑事风险防范，等到大难临头才追悔不已。

涉及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原本非正常的借贷关系尤其是民间借贷关系，如果涉及人数较多、金额巨大，那么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就很可能引发连锁的讨债高潮，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企业和企业家就很可能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法律责任。

二是某些不够规范的合同在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利益受损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无法挽回其经济损失，就很可能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为名申请司法机关立案查处，限制企业家的人身自由或者查封企业的财产，以达到最大限度挽回其经济损失的目的。（我们随后就会讲到关于有关合同风险的防范问题）

三是涉及巨额经济利益的纠纷，在无法协商或者诉讼解决的情况下，将可能引发矛盾激化，进而发生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乃至绑架等违法犯罪行为，最终造成一方人身权利受到伤害、一方因为违法犯罪而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样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

刑事法律风险的后果：1轻者限制人身自由、严重者可能终身都会被剥夺人身自由；2一辈子创造的财富会倾刻化为乌有；3辛苦创下的事业也会一蹶不振；4声名狼藉；5、家庭也会众叛亲离；6有的更严重都会丧失生命。

二、企业家常犯的犯罪类型

1、贪污贿赂罪。

贪污贿赂罪包括贪污犯罪和贿赂犯罪。贪污犯罪中又包括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贿赂犯罪又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原国有企业红塔集团董事长楮时健。褚时健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一个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他成为中国烟草大王，是地方财政支柱。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他虽然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达到1400多亿元，但是由于企业的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真是让人惋惜。

2、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爱多集团总经理胡志标：VCD巨头、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标被广东省中山市中级法院一审以票据诈骗、挪用资金、虚报注册资本3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胡志标不服，已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法院最终确定胡志标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三项罪名成立。

3、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张海。广东省佛山中院对备受关注的健力宝前董事长张海案做出一审宣判，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2个亿）判处张海有期徒刑十五年。

4、信用证诈骗罪；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一个把口号喊遍中国的富豪，一个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的备受争议的人物。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提出改造国有企业；甚至还想炸开喜马拉雅山，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进我国西部地区无人不知他是中国首富，并先后被挂上许多桂冠。

牟其中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超前而又孤独，他的每一次行为，总是走在当时的环境和制度的前面，这就是先行者的悲哀和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入狱，被判有期徒刑18年。牟其中超前的思维与实践的断裂，不仅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深刻警示。

5、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三鹿集团的董事长田文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4937余万元。被告人、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多万元。被告人、原三鹿集团高管王玉良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原三鹿集团高管杭志奇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告人、原三鹿集团高管吴聚生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从田文华案中可以看出田文华的落马根源则完全在于对法律的无知和

忽视。

我国《刑罚》关于单位犯罪和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概念，是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刑法之后新规定的内容，至今仅仅十多年。由于触犯这项罪名的犯罪在实践中并不多见，所以别说作为企业家的田文华，就是许许多多的法律工作人员，恐怕对该项罪名以及该项罪名下的犯罪行为都不甚了解。因此，作为企业家的田文华，更不可能对于该项犯罪有着心理上的和行为上的必要防范。如果她事先知道她将可能触犯刑法，并可能面临最高刑罚是死刑的刑事处分的话，我想，她无论如何也不会铤而走险并以身试法，她也绝对会作出其他的更为明智的选择。

此事再一次说明，我国企业家的法律意识还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企业家们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还远远不够。同时也说明我国许多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机构或者法律事务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本案为我国的企业家们再次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作为一名律师，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收集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查处的近200例媒体报道的有关企业家犯罪的案件资料。最近通过对有关案件进行初步归纳统计发现，其中1996年以前查处的案件总共只有4件，平均每年不足1件；1997年、1998年分别为3件和5件；1999年和2000年均为9件；2001年、2002年分别为13件和16件；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别为11件、25件、20件；2006年、2007年分别为33件、35件；2008年到目前为止已收集媒体披露出来的重大案件有6件。

从上述我收集的企业家犯罪案件来看，虽然并不一定非常准确，但还是较为明显地显示出，十多年来我国查处的有关企业家犯罪的案例，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司法机关执法日益严格，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企业家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

另据统计，近年来因为触犯法律而落马的企业家，大多年龄在40岁到60岁之间，他们大都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文革以前。这个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们，他们既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的教育，更缺乏日常生活中法律实践的熏陶，所以他们大都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常识，更缺乏熟练处理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技巧。这一代的企业家们，在法律日益完善、执法日益严格的今天，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工作人员的帮助和提示，则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企业家，在注册成立公司时虚报注册资本，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公司的登记，直至案发，都没有感觉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以为公司的执照是国家工商机关颁发的，只要经营中没有出现其他问题就万事大吉了，更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在公司成立后，为了周转资金，将注册资本抽逃，用于其他经营之需，在这些老板的眼里，认为这是自己的公司，钱怎么花是他自己说了算了，全然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还有，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看来，民营企业的资金运转比国有企业来说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在与其他股东合作经营期间，往往利用自己的持股优势或掌握财务权的便利，不经过股东会的同意或违反公司章程，私自将公司的资金随意支取用于其他用途，认为这是仅左手到右手的问题，孰不知这行为已涉嫌构成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罪或职务侵占罪。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以及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也能导致引发自身的刑事责任。合同诈骗是一个重罪，有相当部分的企业家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而锒铛入狱，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案件是因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处理不当

而引发。我曾在报纸上见到这样一个案例：某企业家涉嫌合同诈骗的案件，原因是该企业家从福建一厂家购买了一套电气设备，收货后发现这套电气设备有瑕疵，于是双方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并就该问题达成解决意向，但在谈判后，该企业家仍拖延支付四百多万元的余款，认为产品瑕疵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福建的这家企业多次催款，该企业家也均复函陈述暂不付款的理由，后福建的这家企业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因为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单未能有效送达，于是福建的这家企业撤诉。后身在福建的这家企业在其所在地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报案，这位企业家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福建警方抓获归案，在开庭审理过种中，尽管辩护人及其本人均据理力争，认为本案是经济纠纷而不是合同诈骗，但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因老板的出事，实际损失已不可挽回。还有，在与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后，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引发刑事法律风险，北京某知名餐饮企业的老板张某2005年底与他人合作成立新的餐饮企业，但其以前老餐饮企业尚有相当部分的欠款未还，可老餐饮企业的经营场所与新成立的餐饮企业是一致的，老餐饮企业一些库存也由新餐饮企业延续使用，在新餐饮企业合作经营不久，双方就发生了纠纷，于是对方认为张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新餐饮企业的700多万元资金为其老餐饮企业还债，以挪用资金罪向警方报案，而张某辩解，一些资金的支出是对方同意的，并认为不是挪用而是经济纠纷，经过艰难的辩护后，法院最终只认定了其挪用资金3万多元，但如果能及时地处理好股东间的合作纠纷，完全可以避免牢狱之灾。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均是一本本令人深思的教课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企业家，做好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有时远比防范商业风险更重要。

四、面对刑事法律风险，企业家应如何应对和防范呢？

（一）必须提高企业家的法律意识。

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法制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逐步完善，至今才仅仅20多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也仅仅10多年，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可能从父辈、先辈那里继承和学习到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也很难在法制的范围内、用法律的思维来作出判断和决策，对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普遍认识不足。

某些企业家喜欢独断专行，自行其事，在作出决策之前根本不会考虑法律方面的问题，这往往与香港、台湾以及外商企业的老板形成明显的对照。对于在法制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来说，他们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往往都会先咨询或者征求律师的意见，甚至某些在国内企业家们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们都会很慎重地咨询是否存在法律方面的问题。

国内许多企业家往往只重视打官司,而忽视在日常决策中预防法律风险的工作,这是明显的本末倒置。打官司不仅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经济成本很高，而且还存在着证据是否充分、法官能否公正判决、判决能否有效执行等等诉讼的风险。而提前预防法律风险的成本,往往不足诉讼的几十乃至几百分之一。

企业家应设法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学会提前预防法律风险，防患于未然，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企业和企业家要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甚至制定好具体的预防性工作方案。企业和企业家应该适当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债权债务情况以及尚未履行完毕的经济合同的情况，通俗点说就是“摸清家底”，对于可能引发法律风险或者法律纠纷的活动以及经济合同，应积极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尽早解决相关问题，或者制定好恰当的防范措施。

（三）要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已经发生的法律风险或者法律纠纷。无论对方违约也好，还是自己违约也好，无论作为债务人也好，还是作为债权人也好，都应该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能争取的利益尽量争取，应该放弃或者让步的要求就放弃或者作出让步，理性地化解纠纷，解决矛盾。而不要纠缠不休，激化矛盾，既不要“得理不饶人”，也不要“死猪不怕开水烫”，买卖不成仁义在。如果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困难之际，送别人一个人情，也许就会为日后经济复苏的时候建立起良好的客户基础。今日送人一滴水，他日也许会得到一桶油的回报。

（四）要防范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还需要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建立、健全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机构，并充分发挥法律工作人员的作用。

当前在中国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其他世界著名企业非常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很少看到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犯罪坐牢或者企业因为法律风险而垮台呢？应该说与这些世界著名企业内部有着完善的法律事务工作机构并发挥着充分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中，我们只听说过有企业家因为过度劳累而猝死，却很少听说哪个企业家因为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坐牢，也很少看到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因为法律风险而垮台，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却屡屡因为违法犯罪而锒铛入狱；中国的企业相继因为法律风险而垮台，甚至前赴后继，值得深思。

企业有必要聘请职业律师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以职业律师的经验和见识，往往可以解决企业某些高端、重大的法律问题。那些没有设立企业内部法律事务工作结构的中小企业，则更应该聘请适合自己企业的职业律师随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有的时候，律师不经意的一句话，甚至胜过企业家自己苦思幂想几个月；律师的一条法律意见，甚至胜过自己和所有员工辛苦工作几个月。在许多时候，律师的话“一字千金”，是完全值得的。

（五）重视学习与培训。企业家们首先必须学习一些必要的法律知识。

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没有必要非常细致地学习和掌握那些具体的法律概念和规定，他们只需要知道哪些问题、哪种情形下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即可。作为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这些意识他们不可能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和传授而来，只有靠自己的学习和感悟来获得。

企业家们至少应当懂得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如共同犯罪，单位犯罪，主犯，从犯，刑事，民事，欺诈，显失公平，不可抗力，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代位权，撤销权，定金，抵消权，履行抗辩权，提存，法人，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诉讼时效，证据。这些法律概念许多都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的法律中新出现的法律名词，企业家们不可能从前辈那里获得这些概念的相关知识，而这些概念往往又与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密切相关，因此都是一名合格的企业家不能忽视的概念。如果连一些基本的民事概念都不懂，企业家们又怎么能够在企业决策中把握好并运用自如呢？！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企业家成功的时候，许多人会不请自来围拢在企业家的周围。企业家如果不辩黑白，周围聚拢了太多的社会闲杂人员，而且轻信、重用他们，那么难免有一天，在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就可能像刘涌、陈毅锋等人一样，成为“黑社会老大”，最终连同自己的企业一起土崩瓦解。因此，越是成功的企业家，越应当在自己的身边有意识地“安插”一些法律专业人士，随时倾听他们的专业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违法乱纪，保障企业始终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若能如此，企业则能做大做强。

企业家的风险有很多,但法律风险不仅是最多的,而且往往也是最致命的。中国有

句成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企业家们来说，如果仅仅涉及经济纠纷,那还可以用这一成语来汲取教训。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那就再也无法补救了。

中国的企业家们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并及早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那么我相信，类似牟其中、黄光裕、田文华、张海、等企业家的悲剧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的企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