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及其有限性论析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及其有限性论析摘要：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为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国际背景。

政治制度化理论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等维度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问题的解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然而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有限性。

通过对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在研究者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理论框架本身内在逻辑和理论论证等方面存在的有限性进行系统分析，以更好地对其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和应用。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for Huntington's the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theory explains how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which has no doubt of much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research methods，theoretical inherent logicitself and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better.关键词：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有限性Key words：Huntington；the the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limitations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5-0014-030 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第三世界实体存在的民族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如何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议题。

在这样国际大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著作，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要从宏观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亨廷顿的政治理论标志着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目前学者对其政治理论多是侧重于研究其理论对我国现实政治实践的启示。

例如，刘飞分析了亨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中维护政治稳定、提高治党理政的能力具有重要启示作用[1]。

高雁晋和孟军分析了政治稳定理论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2，3]。

对于其理论的缺陷性，学者或是单从其理论本身进行论述，或是在论述其理论内容的同时对其理论的缺陷进行简单和粗略的评析。

韩奇分析了政治制度化理论框架自身在概念界定、变量选取和分析框架的完整性方面存在的问题[4]。

刘小年指出，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存在稳定与自由、发达与发展、形式与内容、循环与进化等方面的内在矛盾[5]。

显然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理论本身以外诸如环境背景、研究者自身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及理论的分析论证的具体情境等因素对理论本身缺陷造成的影响。

本文在阐述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基础上，尝试从研究者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理论框架本身和理论论证等方面系统分析这些因素对政治制度化理论造成的有限性，以求在理论应用时能更好地对其进行扬弃和借鉴。

1 问题的缘起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难题。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向。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换句话说，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只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指导，并不能适应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政治实践。

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和历史事实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以及政治制度化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现代化）、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动员、腐败与政治稳定的论述，对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与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6]。

但是，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发展道路选择的具体性会使其理论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而且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国情。

因此有必要对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分析其理论适用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以实现对不同国家其理论实现有选择地继承和借鉴。

2 政治制度化理论概述2.1 政治制度化的衡量指标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7]。

政治制度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约束政治主体行为、维持政治共同体秩序的一整套规则，它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程序和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具有长期稳定性、强制性和和合法性的特点。

亨廷顿指出，“政治制度化是指使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过程”[8]。

即政治组织和程序运行的不断合理化、制度化和效率化。

关于政治制度化的程度，亨廷顿提出，“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的水平可以通过其自身的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化、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团结四个方面来衡量”[8]。

要而言之，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组织和程序自身的适应性程度、复杂性程度、独立性程度和内聚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适应性就是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存续能力，它可以通过组织年龄、领导人更新换代的频次和创新性等指标进行量化测度。

复杂性程度意味着机构的组织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

自主性就是政治系统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程度，政治组织对社会特殊势力的独立性越强，其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表达就越容易实现。

内聚力程度就是组织内部各程序之间的协调性，这种协调性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纪律和内部成员对组织本身的共识来体现。

如果政治组织和程序在这四个指标上的测度较高，说明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就可以在现代化中形成释放由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冲突的宽容机制和安全阀，就能够把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2.2 政治制度化是影响政治稳定的核心变量对于刚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巩固新生政权以稳定社会秩序符合大多数政治家的政策和策略选择。

所以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8]。

政府的有效程度最终体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谋求经济发展的能力。

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前提。

在亨廷顿看来，决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是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并保持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之间适当的比例。

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最终是通过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手段来实现的，所以政治制度化是影响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变量。

在亨廷顿的理论论证框架中，主要涉及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机会和政治参与等变量。

社会动员是指人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引起的价值观和态度期望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程度跟社会转型的速度与剧烈程度成正比。

社会流动机会是指公民社会地位的转变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的可能性程度。

一般而言社会流动机会越小，公民诉诸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

亨廷顿用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8]来论述影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机会和政治参与等影响政治稳定变量之间的关系。

亨廷顿在论证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政治稳定各变量之间关系时，是通过引入中间变量来进行论述的，通过中间变量逐步推导出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在论证过程中，他作了如下假设：首先是，社会转型所引起社会动员的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社会颓废并往往诉诸于社会流动。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流动机会不能为社会动员提供满足渠道，并使公民诉诸于政治参与。

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如果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够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政治秩序就会保持稳定，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跟不上政治参与的步伐，就会引起参与内爆[9]。

2.3 政治制度化的实现路径二战以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

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占有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只有是在经济转型之后才能进行或者水到渠成。

这种理论显然带有自由主义模式的倾向。

但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事实表明：政治发展对经济转型的依赖并不具有绝对性，二者往往在不同比例上共同发展；在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国家，由于社会期望过高往往会出现政治动荡。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就是基于以上事实提出的三种学说。

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个变量的比例，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由社会动员导致的，具有不可避免性。

因此，就必须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

亨廷顿主张“建立强大的集权政府或强大的政党制度，建立的途径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改革，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必须重视农民的利益”[10]。

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和政党体系，可以把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纳入制度体系内并使之组织化和程序化。

亨廷顿还从政党的存续能力、复杂性和深度、内部成员的认同等方面分析了衡量政党制度化力量的标准。

所以在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中，政治稳定是目标追求，政治制度化是其核心影响变量，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3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有限性3.1 “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对保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取向虽然是主观的，但会自觉不自觉地受环境左右，从这方面来说，它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场域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以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问题进行的研究难免会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