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平等 翻译

论不平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对美国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研究通常集中于收入最低的90％人群。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技术，贸易，工会化和最低工资的发展趋势如何塑造了那些美国人的财富。全球劳动力市场推高了对高技能工人人才的需求，并使得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资稳步增长。在相同的状况下，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工资水平下降或停滞。并且，中低薪工人的下行压力随着工会化率的下降和最低工资实际价值下降而加剧。

不太清楚占人口百分比为1，百分之0.1甚至是百分之0.01的极端高收入人群数量急剧增长的原因。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高收入者的收入有多少来源于实际活动，如有利于更广泛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相反，如果高收入者最大的收入来源于不切实际的利益，如高频的股市交易，这样的话，给高收入人群更高的税收将导致经济成本下降。

与20世纪初最富有的人群和家庭相比，那时巨额财富往往来自于继承的财产。而如今的超级富豪正以不断创造财富的形式获取更大的收入。在美国，前百分之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约有60%是劳动收入。一些经济学家谈论“超级股票”或“超级经理人”的崛起：主要从事金融业的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往往享有非常优厚的薪酬待遇。然而，他们不同意他们所赚取的收入反映了人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是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价值，以及巨额薪酬是由规则、制度和社会制度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

另一些人则强调技术发展为那些拥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创造可观的经济回报以及减轻低技术工人就业保险。

还有一些人认为，推动高管薪酬上升的主要因素不是技术或不完美的市场，而是腐蚀的社会规范，可疑的公司治理实践和工会力量的下降。

关于贫富差距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集中在财富集中度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共享繁荣和民主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比高收入家庭更容易超过收入。高收入家庭持有的财富越多，经济可能支出的整体花费就越少。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富有的美国人倾向于投票（并游说）降低税收；然后，财富集中的增加会导致政府削减公共开支，比如教育和基础设施。

即使高收入者的收入反映了对社会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也不妨碍经济增长，但今天的极端不平等确实会威胁到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需要担心不平等问题，而是应该专注于不平等，减少贫困和扩大机会。

在当代美国的赢家通吃的经济中，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破坏了任何合理的机会均等的概念。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该国目睹了组织和机构沿着社会经济线深化分歧。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方面越来越落后于他们的弱势群体，这意味着出生在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体验到向上的经济流动性。

不平等会刺激人们对经济的负面看法和对向上流动的前景从而对美国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美国人认为这一制度对他们不利，觉得经济上的成功遥不可及，他们可能会放弃勤奋工作和精英政治的美国梦。研究表明年轻人如果生活在其他一切都是平等的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方，他们更可能高中辍学。这与心理学家提出的证据一致，表明不平等的信念消极地影响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期望。

美国年轻劳动力和高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参与率惊人的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在美国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所形成的不适感驱动的。25至54岁的美国男性劳动力参与率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稳步下降，这一趋势在美国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为明显。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有可能造成代际贫困陷阱，大大减少社会流动性，并使整个人口边缘化。这种影响肯定会产生政治后果。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无论对极端不平等采取何种政策补救措施，富有的精英们都会召集他们相当大的影响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但他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探索那些潜在的政策，也没有考虑到那些塑造精英精英的精确机制。2016，BrxIT投票和美国总统选举揭示了平民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选民们愉快地拒绝了英国和美国的精英阶层。

当谈到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时，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政策制定者有许多可供他们使用的杠杆。最好的证据表明，美国可以在不产生实质性经济成本的情况下有更先进的联邦所得税代码。税制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封闭漏洞，消除诸如抵押利息税扣除等来扩大税收基础。只惠及高收入的房主，带来利益的漏洞，只会让那些参与私募股权融资的人受益。

联邦政府应该采取额外的收入，这些步骤将产生并投资于增加国家经济项目的潜力。这将包括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扩大获得高质量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项目的机会，以及增加经济困难青年项目的开支。政府对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承诺必须得到加强。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致力于帮助学生培养他们在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如果美国仍然想要成为一片机会之地，这类型的投资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