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词转载 文档

论辛弃疾词叶嘉莹内容提要：辛弃疾不仅以其全部心力投注于词之写作，而且其志意与理念在作品中得到了本体之呈现。

辛词中之感发，原是由两种互相冲击的力量结合而成的：一种力量是作者内在的“感物之心”，另一种力量是外在环境的“感心之物”。

辛词之感发的本质，虽以英雄失志的悲慨为主，然而辛词在风格与内容方面却又表现出多种不同样式与不同层次的变化。

一辛弃疾一向是我所极为赏爱的一位词人，不过多年来当我撰写论词的文字时，对于辛词却一直未敢轻易着笔，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辛词之数量既多，方面又广，如此则在论评之时，势必极难加以概括之介绍，所以，乃迟迟不敢着笔；再则，辛词之各种好处与特色，大多警动鲜明，昭昭在人耳目之间，前人之称述评介辛词者，既已有甚多之著作，所以我也就不想更为狗尾续貂之举。

故多年来我遂未尝一论辛词。

但现在我与四川大学缪钺教授所合撰之《灵溪词说》一书，则在对个别词人加以论说之外，更希望在编排次第方面能具有一种词史之性质，如此则辛弃疾这一位两宋词人中之大家，当然就在必须加以论说之列。

本来缪钺教授在多年前已曾写过一篇《论辛稼轩词》的文章，收入于其《诗词散论》一书之中，但此次分配《灵溪词说》之撰写工作时，缪先生却坚意要我承担撰写论辛词之任务，此自为前辈对后学加以督奖之意，所以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对辛词尝试一加论述。

辛词之传世者，共有六百首以上之多，为两宋词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作者。

至于其内容的方面之广与风格的变化之多，则早在南宋时代，辛氏的一位友人刘宰在其《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一文中，就曾经对其词有过“驰骋百家，搜罗万象”（见刘宰《漫塘文集》卷15）。

的赞美。

而较辛氏时代稍晚的另一位南宋词人刘克庄，在其所写的《辛稼轩集序》中，对于辛词也曾有过“大声＠⑴＠⑵，小声铿＠⑶，横绝六合，扫空万古。

……其ｎóｎｇ＠⑷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的称誉。

自兹而后，对辛词之称美者，可谓代不乏人，直至近代，对辛词之研究致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邓广铭先生，在其《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中，于论及辛词时，亦曾谓：“就辛稼轩所写作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阔，体裁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ｎóｎｇ＠⑷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见邓著《辛稼轩词编年笺注》）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作者，我自己固深恐才力浅薄，对其多方面之成就难以做周遍之介绍，则势将不免于“以有涯逐无涯”之叹。

固此就颇想做一次将“万殊”归于“一本”之尝试，将辛词之丰枝硕果姑置不论，而尝试对其所以形成此伟大之成就的本质之根源略加探讨。

本来就诗歌之创作言之，在中国之传统中固一向以言志抒情为主，故首重内心之感发。

所以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于论及《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传统诗说之关系时，便曾提出说：“感发作用实为诗歌的主要生命之所在。

”因此内在的作者的感物之心的本体之资质，以及外在的感心之物的生活中的现象与遭遇，自然便是形成诗歌中感发之生命，以及影响其质量之深浅厚薄广狭高下的两项重要因素。

先就作者的感物之心的资质对作品风格之影响的重要性而言，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便曾说过“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的话，将作品之风格与作者之品质，一一作了相互之印证。

所以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于论及辛词时，便也曾提出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又说：“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颦也。

”就把苏、辛二家词之风格，与苏、辛二人之品质襟抱也做了相互结合的品评。

可见把作者的感物之心的资质作为基础，来从事诗歌的品评，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原具有悠久之传统。

这种品评的基础，当然是不错的。

只不过我以为在这种品评的标准中，还须做出一点重要的分别，那就是作品之风格中所显示的作者之性情襟抱，原来还可以分别为偶然之反映与本体之呈现两种不同的层次。

举例而言，即如北宋初期词坛上之晏殊及欧阳修这两位重要的作者，我以前在论述此二家词时，就曾经提出说，晏殊词中所表现出的“圆融的观照”，与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豪宕的意兴”，固皆为其性情襟抱之一种流露和反映。

只是象晏殊所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及欧词所写的“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诸词句，就其情意言之，却实在仅不过是一种伤春怨别光景流连的偶发之情而已，而并不是晏、欧二人之性情襟抱中之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

可是在中国诗歌之传统中，则第一流之最伟大的作者，其作品之所叙写者，却往往也就正是其性情襟抱中志意与理念的本体的呈现。

即如屈原作品中之高洁好修的向往追求，陶潜作品中之任真自适的信念持守，杜甫作品中之忧国忧民的忠爱缠绵，他们所写的诗歌，无论是任何题材和内容，就往往都表现有这一种与其生命相结合的性情襟抱的本体之呈现，而并不仅只是流连光景的偶发之情而已。

这也就正是最伟大的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区分之所在。

盖以一般之作者不过以其性情才气为诗而已，但真正伟大之作者则其所写乃并不仅为一时才气性情之偶发，他们乃是以自己全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

此在诗人中之屈原、陶潜、杜甫，便都是很好的例证。

但在唐宋词人中，则我们便很难找到这样的作者。

这一则固然因为词在初起时，原只是歌筵酒席间供歌儿酒女吟唱的曲子，与传统之诗歌被视为有“言志”之严肃目的者，本来就有所不同。

再则也因为自温庭筠以来，一些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作者，他们本身原来也就缺乏一种如屈原、陶潜、杜甫诸人之精诚光伟，可以将人格与作品相互结合为一体的品质和情操。

因此，如果以词与诗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词的作品中，一向缺乏两种品质，其一是作者在写作时根本就缺乏一种以全心力去投注的精神，其二则是在作品的内容中也缺乏一种崇高伟大的志意和理念。

关于第一种情况，即如我们在前面所举引的晏殊与欧阳修二位作者，他们虽有相当的学养和襟抱，但他们对词之写作却是都视之为游戏笔墨，仅以余力为之，而并不曾将之做为可以抒写襟抱，表现自己之志意与理念的一种文学形式，故其词中所表现的，乃往往但为一种偶然的情意之感发，虽然也可以引起读者深远之联想，但与诗歌中屈、陶、杜诸公之以全心力投注于写作，且在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者，则毕竟有所不同。

这种区别自是明白可见的。

至于第二种情况，则如词人中之南唐后主李煜，其写词之态度，虽可视为全心力与感情之投注，然而李氏所具有者，实在仅为一种真纯深挚之情，而并无志意与理念之可言，故其词之佳者，虽然因其情感之深锐，而往往可以引发人类心灵中某些共鸣之感受，但如果以之与诗歌中之屈、陶、杜诸公相比较，则其在襟抱学养方面之欠缺，自然也是明白可见的。

至于号称“以诗为词”的苏轼，对词之意境虽然有所开拓，一洗绮罗香泽，而表现了浩气逸怀。

然而私意以为苏词中之意境，实在仍不可以称之为如我在前文所言的，生命中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

因为如我在《论苏轼词》一文中之所言，苏氏天性中盖原禀具有两种不同之资质，一则是欲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用世之志意，另一则是超然于物外的道家放旷之襟怀。

前者可以说是其欲有所作为时的立身之正途，后者则是其不能有所作为时的自慰之妙理。

而苏氏之从事于词之写作，既是在其仕途受到挫伤以后，故其词中所表现者，乃大多以放旷之襟怀为主，而且苏氏原是一个长于“出”，而并不执著于“入”的人，故其词中乃极少有生命中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

而他虽然也有意于开拓词境，但如果将他的词与他的诗文相比较，则苏轼之于词实在仅不过是以余力为之，而并非全力的投注。

这种种情况，当然也都是我们在读苏词时，可以明白感受到的。

可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一位词人辛弃疾，则是不仅将其全部才力都完全投注于词之写作，而且更是如我们在前文所言，乃是在其作品中，表现有一种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的一位作者。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想在唐宋词人中，也寻找出一位可以与诗人中之屈、陶、杜相拟比，既具有真诚深挚之感情，更具有坚强明确之志意，而且能以全部心力投注于其作品，更且以全部生活来实践其作品的，则我们自当推崇南宋之词人辛弃疾为唯一可以入选之人物。

而凡是此一类作者，其所写作的诗篇，都必然是光彩耀目，千古常新的。

其所以然者，还不仅是由于其人格与性情之精诚光伟，足以表现出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价值而已，而且更因为他们的作品既是其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所以就诗歌中主要质素的感发作用而言，这一类作品既具有感发力量，就也必然会有一种最为精诚充沛的表现，这正是辛弃疾这一位词人在两宋词坛上何以能“屹然别立一宗”，而且表现出过人之成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想欣赏和评价辛词时，所首先应当具有的一点最基本的认识。

不过，辛弃疾与屈、陶、杜诸公在其感物之心的精诚投注之品质上虽有相近之处，然而辛弃疾之性情志意毕竟与屈、陶、杜诸公有着许多不同，而且他们所经历的外在的感心之物的生活中的现象与遭遇，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体认到辛词中之特殊的品质和成就，就还必须要将辛弃疾的性情志意与其所生活之环境遭遇互相结合起来，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二据《宋史·辛弃疾传》之记述，及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之考证，则辛氏盖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他的出身地山东历城，在当时已经沦陷了有十余年之久。

其祖父辛赞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观念的老人，虽因宋室南渡之时以族人众多未能脱身南下，遂仕于金，但却把他民族忠义的观念，完全传给了他的孙子——幼年的辛弃疾。

据辛氏在其《进美芹十论扎子》中追述其少年时之生活，即曾谓：“大父臣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

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

”所以忠义之心与事功之志，对于辛弃疾而言，实在可以说是自其少年时代便与他的生命一同成长起来的。

当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起兵南侵之际，辛弃疾已经二十二岁。

当时中原各地义军蜂起，有农民名耿京者，起兵山东，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兵马，发展至数十万之众。

辛氏原来也尝鸠集义士有二千人之多，至是遂率其众投隶耿京，为掌书记。

因劝耿京决策南向，耿从之，辛遂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奉耿京命与贾瑞等奉表南归。

时值高宗巡幸建康，辛、贾二人乃亲蒙召见，且分别授官，完成了使沦陷区之义军得与南宋朝廷相联合之任务。

然而谁料到就当辛氏离开山东奉表南下之时，耿京竟然被其部下汉奸张安国所叛杀。

当辛弃疾诸人自建康北返，还至海州之时，听到了此一意外的不幸之消息，于是辛氏当即率领一部分人马直趋虏营。

时张安国方与金军将士庆功酣饮，辛氏乃率众直入虏营，缚张安国上马，金兵追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