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试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摘要】白居易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明显带有功利主义文艺美学思想。文章先简单介绍其生平思想，然后主要从诗歌的产生、诗歌本体、诗歌功用及对诗歌的评论四方面来论述他的诗歌理论。

【关键词】白居易；生平思想；诗歌创作缘起；诗歌本体分析；诗歌之功用

白居易是唐代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到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下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讽谕诗，以及《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序洛诗》、《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伤唐衢》、《采诗官》、《题浔阳楼》、《策林》、《策问》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为而作，用诗歌来反映现实，裨补时阙，对推动当时的新乐府运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因敢说直谏触怒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思想亦趋消沉。后历任中州刺史、中书舍人、杭州刺史、

苏州刺史等职，晚年官至秘书监、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少年时代的自居易家境比较贫困，因避战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得以接触社会，了解民生疾苦。担任谏官后，他刚正不阿，仗义直言，敢于同宦官权贵斗争，因此受到排挤打击，多次遭贬。前期思想激进，积极进取，希望为唐室中兴干一番事业，反映了“兼济天下”这一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后期则因屡遭挫折，政治热情消退，思想较为消极，转而走向“独善其身”。

二、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

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进步意义。

1.诗歌创作的缘起——发于情、深于思、长于问

“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刚，检不扼，达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白居易强调外在的物质条件与主体的性意情志的统一，即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将此前的感物言志提高到了艺术哲学的地步。

白居易要求文学反映现实，必须遵循“直笔”、“直歌其事”的创作原则。他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中批评“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的现象，和元稹等一起创作新题乐府，直接实录其事，他认为新乐府“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新乐府序》）。他的《新乐府》、《秦中吟》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事件，有许多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正因为其诗“直歌其事”，指斥时政，抨击黑暗，因此遭到当权者的不满，甚至切齿愤恨。

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是对古代儒家尚用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诗歌创作和诗论中“为民请命”、揭露现实黑暗的斗争精神，则又是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重要突破。按照儒家诗教和《毛诗序》的精神，批评时政必须“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温厚平和，限于封建统治者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

能过分激烈。白居易摒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发展了进步积极的内容，《与元九书》说：“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白居易的这一思想以及其创作实践，显然超出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论准则，具有新的理论内容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是他对儒家诗论的重要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诗歌本体之分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白居易所谓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即把作品的感情和思想内容比作“根”、“实”，把作品的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这种比喻，反映了他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正确见解。白居易认为，“情”和“义”属于诗歌的内容方面，“言”和“声”属于形式方面。“情”是“根”，是出发点，“义”是落脚点。“系于意，不系于文”（《新乐府序》），这是他作为创作的思想指导，主张“去伪抑淫，芟芜划秽，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策林》六十八）。

白居易在理论上如此倡导，在艺术实践中也身体力行。他既努力做到“其言直而切”，又“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和答诗十首并序》），总之，尽量要求自己能够使内容和形式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正由于他要求诗的内容要反映“时”与“世”，所以为了配合内容的需要，在文采形式上就提倡真切自然，不雕琢粉饰，以助于诗歌的讽谏作用。白居易坚决反对用华美的辞采淹没诗歌的思想内容。在诗的语言形式方面，白居易积极主张质朴自然、通俗易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新乐府序》），目的是使诗取得广泛的社会效果，为内容服务。语言的浅切直白使他的诗歌大多通俗易懂，老少

皆喜读之。他的诗“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白居易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把内容放在首位。他对周衰秦兴直至唐兴一千年来的文学史作了概要的评述。他将那些于时于世没有关系的诗文，看得毫无价值。不仅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梁陈丽体，就连“多溺于山水”、“偏放于田园”的晋宋诗风，他也多有微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策林六十八》）

基于对内容和形式问题上的正确见解，在作品的题材问题上，白居易虽提倡作家要写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但绝没有陷入唯题材论的狭径。他批判梁陈间“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但他并不反对写风花雪月、田园山水之类的题材。“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从真、善、美统一的基点出发，有主有次地说明了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及作家的主观与客观一系列的关系问题。他的美学思想独具民族特色，在我们的文艺美学理论中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3.诗歌之功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在文学功能上，白居易强调诗歌要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