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

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

张斌/徐拥军

2012-12-23 22:03:04 来源：《中国档案》(京)2008年9期【英文标题】Archives Cause： From “National Mode”to “ Social Model”

【作者简介】张斌，徐拥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30年，也是我国档案事业蓬勃发展、档案工作不断提升的30年。纵观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我国档案事业正经历着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过渡的巨大变革。

1996年，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指出：“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什么？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档案事业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统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20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简而言之，他认为，档案理论和实践正经历着从“国家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模式”(“社会范例”)的转变。事实上，当前我国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经历着这种档案理论和实践的范式变迁。

“社会档案观”的形成

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指出：“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机关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指出：“在档案工作统一管理之后，各级档案管理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可见，建国初期人们对档案的基本认识是：所谓“档案”即是“国家档案”、“党政档案”；档案馆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而不是公共性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因而，党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档案不被认可、不受重视，普通民众更是难以步入档案馆的大门。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国家档案观”逐步悄然发生变化。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规定：“档案馆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该通则明确了档案馆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性质，也拓展了档案工作的服务范围。1987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时，档案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档案工作是一项社会的公益性事业，而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因而，在《档案法》中，档案是指“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档案工作基本原则也从原来所提倡的“便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发展为“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1996年修正后的《档案法》再次肯定了这一定义与原则。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档案观”越来越为我国档案界所认可。许多有识之士撰文呼吁：还档案馆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的本来面目，传统的综合档案馆应该向公共档案馆转型，要强调档案馆的公益性、服务性、开放性。2001年杜长

安同志在《上海档案》第1期发表了《打造真正的“公共档案馆”》一文，最早提出建设公共档案馆。2003年时任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档案馆馆长的刘南山同志在上海市第二届档案论坛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建设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公共档案馆》的演讲，2004年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馆，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举办了“公共档案馆利用服务社会化研讨会”，自此国内掀起了研究和建设公共档案馆的高潮。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刚同志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调研时特别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工作。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教授提出，档案馆应该基于“社会档案观”实行“亲民”战略。①

在“社会档案观”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档案部门将档案工作的重心从高层、宏观转向基层、微观，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科技、文化、生活领域，从党政机关转向企事业单位、社区、农村和家庭，从服务党和国家转向服务社会和老百姓。2003年9月的全国社区档案工作座谈会，2004年4月的全国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2005年4月的全国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座谈会，2006年3月的全国档案馆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座谈会，2007年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在“中国·沈阳家庭建档与和谐社会建设高层论坛”提出家庭建档这项工作有“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家庭、社会、档案工作，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上述档案工作重心的转移，说明了“社会档案观”的深入。

尤其是2007年9月，王刚同志对做好民生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07年12月，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使“社会档案观”更具“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档案观’将公共档案馆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天地”。②“社会档案观”的形成是档案工作向从“国家模式”过渡到“社会模式”的思想根基和前提条件。

馆藏档案的多元化

1999年，赵跃飞同志在《中国档案》上发表了《未见平民史》一文，感叹在中国历史中几乎看不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而导致了历史的残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平民丧失了历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平民几乎没有历史记录——档案。“在旧中国的档案中，基本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记录，大量的普通百姓的历史记录被排斥在外，使大多数的历史档案有形无神，有骨骼而无血脉肌肉毛发。”③在古代西方，档案也从来只是“国王的安慰”和“君主的珍宝”，而不是人民的记忆。民主社会之前，档案馆只收藏记载统治者“丰功伟绩”的档案，而不保存反映普通老百姓“油盐柴米”的记录。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把这一现象称为“档案的空缺”。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批评档案工作者在收集档案时“偏心于社会权贵，而忽视卑微人群”。

随着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极少数公民会同意将他们交纳的大量税金用于资助其馆藏大多反映政府官僚活动的档案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④于是，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F.杰拉尔德·汉姆提出，档案应该“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霍华德·津恩呼吁，档案工作者要“创造一个反映普通百姓生活喜好、需求的全新的文献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