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

在华夏文化的总体格局下,汉族聚集的区域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地方区域文化,少数民族区域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大的文化背景下为各地的旅游打下了很深的地方文化的印记。

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楚文化的源头自然是从祝融部落开始。楚人建国后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开始在兼采夏文化和三苗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已独特的文化。楚文化经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地方区域文化。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 shang)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楚人建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楚文化的勃兴期是春秋时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不同;从社会形态上看,楚国各个县邑以农奴制为主,奴隶制在楚国反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把自。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做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保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文化的鼎盛期是战国时期。此时,铁器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铜器生产登峰造极,漆器、木器也应运而生,丝织、刺绣兴旺发达,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极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领风骚、彪炳千秋;更为重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

楚文化的转变期是在秦汉之际。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顶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楚文化的发展终究是不可能离开物质文化发展根基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

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楚人为什么尊凤崇凤?

“凤”,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是楚人的图腾。楚人尊凤是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通7000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火神兼雷神的祝融。汉代《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而在楚文化遗存中表现有大量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这正是楚国的先民们经历了对鸟的崇拜,并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渊源的滥觞。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例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人崇凤一直沿习至今。

1992年,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一金凤腾飞。这座城徽的建筑结构分三层平台,上中两层的平台四周,护以雕刻有多种凤形纹饰的青石栏杆,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主体雕塑的下方基座高4米,用红玉色的大理石砌成。主体雕塑用材为不锈钢,高达8.5米,自重3500公斤。“金凤腾飞”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Q展翅欲飞的金凤,中部是一轮朝阳,造型如同神话中的九齿风火轮,下部为长方形的基座,饰云雷纹。以凤作为荆州城城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凤乃中华民族所推崇,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楚人的图腾。

湖北是中国开发较早的省份之一,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已有陶器制作和水稻种植,京山县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发掘可以证明这点,后来发掘的商代古城盘龙城遗址也是更有力的实证之一。战国时,楚郢都(今荆州市江陵县纪南城为其遗址),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中心,同黄河流域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同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楚国曾建都于此长达411年之久。春秋战国时期大冶已有采铜冶炼。秦汉时,湖北接近黄河中下游地区,凭借南阳到襄阳之间驿道的密切联系,使得江陵和襄阳发展成经济和军事重镇。在南北朝时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两湖地区得到加速开发,这得益于大量中原居民南迁。唐代湖北地区的衣作物如稻、麦、麻、茶和蚕丝等有较大发展。江陵成为中国南方经济中心。

代江汉平原广泛挽堤围垸(yuan),出现垸田这一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使得汛期经常被洪水淹没的江汉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区,开始有余粮输出,故在元明时流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唐宋时,武汉即以商业著称,江夏城(今武汉市武昌)和建康(今南京)、临安(今杭州)并列为南宋三大都会。明中后期,棉花经引种进入汉江下游和“举水”“倒水”下游地区,至清中期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已跃居经济作物首位,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手工纺织业迅速发展,也使得武汉成为长江、汉江沿岸和两湖地区农副产品的大集散地,汉口逐渐发展成中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由沿海侵入内地。湖北的汉口、宜昌、沙市被辟为商埠,开办工厂。在汉口等地建立了一些加工工业如制茶、烟草等。1904年京汉铁路和1918年粵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通车后,武汉成为华中最大水陆交通枢组和内地最大港口。伴随着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武昌纺、织、丝、麻四局等工厂的出现逐渐建立了近代工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