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海禁与倭寇

明代的海禁与倭寇

2011-06-20 12:20:27

陈学文

一、旧题新論

明代倭寇问题的研究，一九八○年有人提出要“进行求实的研究，给予科学的评价”，认为倭寇就是反海禁斗争，倭寇王直是“记上一大功”的“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注：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刊《江汉论坛》1980年3期。）此一旧题，一经提出新论，响应者有之，辩论者却少见著文，显得沉寂。

新论要点撮要如次：

林仁川同志认为：

嘉靖时的所谓“倭患”，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所引起的，这就是嘉靖发生“倭患”的最根本的原因。

嘉靖的“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刊《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下不详注，仅注“林文”。

陈抗生同志认为：

上述（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完全可能改变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可惜，明代海禁政策和其他反动政策一样，窒息着这种进步生产方式的生长。

值得称赞的是：王直统帅的武装船队，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商队。他们

的斗争如果成功，是可能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

——《嘉靖“倭患”探实》，刊《江汉论坛》1980年3期。下注为“陈文”。

王守稼同志认为：

（御倭战争）是海禁与反海禁斗争激化的产物。

与其说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还不如说主要是国内战争更确切。

——《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刊《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1期。下注为“王文”。

附带说明一下，王守稼同志在对“陈文”质疑后指出，类似的观点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在注释中就点出有人者即是笔者也。我不觉有些惶恐。回溯二十多年写那文时我才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读了《新建设》（1957年10期）上有一篇文章，论证御倭战争是商业战争，颇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就写了《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刊于《江海学刊》1958年第7期），论旨是说明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恐怕与“陈文”、“林文”的观点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关联。因此，停止了二十多年没有再研究倭寇问题的我，只能再参阅一些文献资料，作成此文，求教于诸君与广大读者。

“林文”最系统地论述了由于明代中叶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应运而起，要突破封建政权的海禁政策，用自己的武力来冲决种种束缚，这就是倭患，是正义的反封建斗争。林仁川同志确是从分析经济领域中新情况出发来研究这个复杂的事件，是把握了研究问题的好方法。但是，可能由于对明中叶社会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上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而所推导出来的某些结论，就难免有些值得商榷之处。

下面我将就几个主要方面写出自己的看法。

二、倭寇的正名

正倭寇的名，是指确定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自然也涉及倭寇的组成以及对它的褒贬。

倭寇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高丽史》上，1223年倭人侵略朝鲜半岛的金州。日本史上把这种海盗称之为倭寇。我国文献上也有“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的记载。（注：茅坤《条上李汲泉中丞消寇事宜》，《明经世文编》256卷。）可见当初概念是特指日本的海盗。但是到了嘉靖后，这个概念的范围就扩大了，既包括日本的海盗，又包括象王直那样的中国海盗。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对倭寇概念阐述最为准确，他既分析了倭寇的形成背景与过程，又阐述了倭寇的构成及其褒贬态度，他写道：

“倭寇的成员，开始时主要是面对朝鲜半岛的对马、壹歧、九州松浦一带的渔民、武士。这一带耕地缺乏，依靠农业难以维持生活，因而只好从事秘密贸易。而秘密贸易又是属于对方国家取缔之列的，为了对付取缔，就必须具备武装力量。另外，在进行秘密贸易中，时常遇到对方取货不付款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也就当然会想到以武力威胁来索取货款。进行秘密贸易的人就这样武装了起来。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名副其实的海盗逐渐参加到这个行列中，专门从事着杀人越货的海盗行径。”（注：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86页。）这样阐述是科学的，把失业的劳动人民从偶然的海盗行为逐渐演变为靠“杀人越货”名副其实海盗行径的过程写得清清楚楚。与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所说的“1369年以后，日本人开始对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海盗式的袭扰”，亦无二致。（注：汤恩比《历史的研究》，沅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8年版，696页。）

由此可见，倭寇的基本结构是日本的海盗、奸商、武士、浪人、流民、亡命之徒所组成的。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往往出没海洋，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辩。劫杀则剥民财，朝贡则剥国物。”（注：张羽中《杜狡夷以安中土疏》，《明经世文编》292卷。）后来，中国的奸商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汉奸，与倭寇勾结，打着倭寇的旗号，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参加倭寇的队伍，或为之响导，或为之奸细，成份就比较复杂了。如

王直原是奸商，许栋、李光头是逃犯，徐海是黠僧，毛海峰是欠日货的人质，林碧川、邓文俊是海寇，张琏是杀人犯。这种人寡廉鲜耻，是社会渣滓。当然也有一些是沿海失业的人民，为生计下海经商，堕入倭伍。参加倭伍是这样几种人：“小民迫于贪黠，苦于徭赋，闲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响导。”（注：傅维鳞《明书》卷166，《日本传》。）

综上所述，倭寇的正名可概述为：倭寇是由日本的海盗、奸商、武士、浪人、流民、亡命，在大名（封建领主）支持下，勾结中国的奸商、凶徒、逸囚等不逞之徒，以及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组成一支庞杂的海盗队伍，向我国沿海进行掠夺的武装集团。它是一个复杂的组成体，内部充满尔诈我虞的矛盾。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但是这里尚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即倭寇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人？

“林文”“陈文”都认为是中国人起主导作用，有着控制权。当然，从数量上看，“大抵倭贼十三四耳。（注：赵炳然《与徐存翁书》，《明经世文编》252卷。）不少还是“编户之齐民”，这正是林、陈两同志借以说明倭寇的民族成份和阶级性问题。我们所要研究的在这个倭寇集团中到底是那些人主宰着一切。“陈文”认为是象王直那种“不受任何外国人的支配和指使”的人，才是倭寇的首领。

不错，王直是倭寇的首领之一，还拥有相当的权力，但是在王直背后还有一种不易看到的潜势力。这种潜势力在倭寇集团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就有必要先考查一下王直的历史了。王直原是走私的徽商，因“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注：失名《汪直传》，借月山房汇钞本。）遂入海经商，发了迹，到了日本平户，居住于胜尾山东麓，充当日中贸易的居间人。“初王直诱使入犯，倭大获利，各岛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死者家怨直。”（注：《明纪》卷35。）穷途末路，挺而走险，连日本也无法蹲下去了，率领倭伍武装掠夺我沿海。就是明政权后来在定王直之罪时说：“始以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