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辩证的眼光重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

摘要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于1894-1895年，战争的结束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结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就当时综合国力来看，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清政府都远远超过了日本，而由于当时腐败的政治体制，终究以战败而结束，让中国民族逐渐走向深渊。一如《辩证看甲午》的叙述方式一样，本文将转换视角，另辟蹊径，打破历史从头说直起的常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别对北洋海军、李鸿章、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必然性进行分析，用辩证的眼光重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

关键词：甲午中日战争，辩证唯物主义北洋海军，李鸿章，必然性

一、从正面与负面的辩证关系来说明北洋海军的崛起和覆灭的命运

北洋海军曾经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历史问题，因为它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产物，而洋务运动曾经被评判为一无是处，当然北洋海军也在否定之列。但如果用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予以审视，在用辩证法进行评析，就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当然也存在诸多负面的因素。

以往有论者认为，清朝创建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理由很简单，北洋海军的创建乃清朝统治者所为，而封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为其本阶级的利益。《辩证看甲午》一书用了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重新审视北洋海军创办的历史价值，认为“镇压说”有哇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应该予以纠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避免了片面性，从正反两面解读北洋海军。《辩证论甲午》打破以往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北洋海军崛起中看到它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它全军覆灭的结局中看到了它反侵略的意义。作者在批判了北洋海军的对内“镇压论”的片面性后，指出北洋海军的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延缓了战争的爆发。尤其是中国购进重量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拉大了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差距，使之“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

1正因如此，日本不得不把屡屡伸向朝鲜的侵略的魔爪缩回去。所以只单单看到北洋海军的失败，而忽视它对打乱日本侵略中国时间表的作用，是不科学的。

第二、避免单纯的物质性，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北洋海军。近代海军是由钢铁造成的，科学技术是其劈波斩浪的动力，而意识形态才是它的灵魂。《辩证看甲午》一书不仅提出北洋海军覆灭的原因有：反动落后封建政治体制的制约、近代化海军的军事体制不完和没有确立近代海军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更从物质的表象深入到了意识形态的内里，找出了中国与日本在思想上的差距：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仁义为价值取向，海洋意识淡薄，大陆意识浓厚；而日本虽是蕞尔岛国，但海洋意识浓厚，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提出开拓国威于万里波涛，夺取制海权成为它称霸亚洲争霸世界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日本舰队不如中国海军阵容强大，但日本不论战争计划的制定，还是甲午海战的拼杀，无不以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作为赢的胜利的先机；而北洋海军始终奉行守口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缺乏夺取制海权的海洋意识，拱手把制海权让给了日本，从“守疆保和”到“避战保船”，结果处处被动挨打，最后船也保不住了，疆也保不成了，最终覆灭在威海卫港内。

二、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论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必然性

关于甲午战争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必然发生的？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出发点，也是中日史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日本史学界有人在散布“偶然论”，他们说“日清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而爆发的非计划、非预谋的战争；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如此云云。把战争狂人打扮成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样子，其要害是以历史的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掩盖历史的真相和本

质。《辩证看甲午》指出，凡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16世纪末起，日本的侵华扩张思潮已现端倪，中国“威胁”论（按：林子平说：“……熟悉之下，后世唐山、鞑靼之地必起侵略日本之事，不宜怠慢”等）、中国落后论、中国野蛮论，对日本民族的心态和思维取向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为后来的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到了明治维新后，其侵略扩张的野心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由于国内经济需要发展，而国内政局不稳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凸显，1893年7月7日，日驻华盛顿公使甚至对美副国务卿直截了当地说：“就必须将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的观点来看，对中国开展也是值得欢迎的”。2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3又次大佐甚至制定了一份《清国征讨方案》，而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精心谋划的征清方案，“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应用于日清战争的实践之中”。3种种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疯狂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不义战争，是日本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

如《辩证看甲午》所指出的，以往论者探索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多侧重其明治维新后开拓海外市场掠夺海外资源方面，这固然是应由之义，但对其建立“大日本帝国”为主体思想的民族利己主义却不多甚至曲于掩饰。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不过是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行为的客观意识，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人的思想意识，在于战争狂人道德理性的沦丧。余以为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日本国民长期在军国主义御用思想家炮制的“皇国史观”和“侵略史观”的浸染下，其人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甚至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混为一谈，以至于为军国主义者充当对外侵略的炮灰。对于中国关系的不幸，不仅中国人民要弄清，日本人民也需彻底反省。

三、从功劳与过错的辩证关系来评价李鸿章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起着主角的作用，而李鸿章在北洋海军的创建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要谈北洋海军，就不得不提及李鸿章。无论是初中或是高中的教科书上，对与甲午战争的失败，都推到是李鸿章的责任。但是，历史的发生不存在英雄主义，不会仅仅以为李鸿章一个人的决定而决定历史。对于李鸿章，必须从功劳与过错两方面来评价。

作为晚晴朝廷重臣，他的思想与行为不得不代表地主阶级及封建王朝的利益。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唯朝廷之命是从，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开始是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为伍，幻想沙俄出兵干涉，以遏制日本的扩张侵略。所以，一开始就失去了积极反击侵略的主动权。而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收威海基地，李鸿章继续实行“保船避战”战略，严令丁汝昌“缘岸击贼”，“有警时……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4在日军登陆荣成龙须岛，准备水路夹攻北洋舰队时，他更“流于畏怯，既无大臣任事之勇，又无相机决战之谋，唯复以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并有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之语”。5在李鸿章的“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制约下，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如此等等，李鸿章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