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_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下的_草根偶像_余霞

第49卷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Vo l .49　No .4Journal o f Huazho ng N or mal U nive rsity (H umanities and So cial Sciences )Jul .　2010 收稿日期　2010-04-10网络红人: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下的“草根偶像”余　霞(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武汉湖北430070)摘要　网络红人是网络中产生的“草根偶像”,是一种重要的网络文化现象,它展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观。

网络红人与榜样、偶像密切相关,但在生产主体、情感取向上不同。

其编码模式深深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通过去背景与背景重置,消灭了历史感;通过碎片化,呈现出肤浅化;众人狂欢式的集体生产令主体消亡。

其生产和消费中的娱乐心态和放纵心态亦具有后现代的特征。

网络红人的文化意义变动不居,同样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

网络红人反映了普通网民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满足了青少年群体追求自我的需要。

但是,网络红人消解或消弱了传统榜样和文化偶像的影响力,会对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产生影响。

总之,网络红人的出现表明网民对话语权的拥有和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取消了先前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间的界限,表明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力发生某种程度的转移,即大众媒介与科技文化和大众文化汇流,造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草根偶像;网络红人;自我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当代传媒日益将人们带离物质消费,引向符号消费,深刻体现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

网络无疑是其中最具后现代特征的媒体,其强大的技术支撑使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形式成为可能,草根参与文化创造和消费就是一种表现。

大众文化时代,文化的机械复制特征解构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遭受来自精英文化的深刻批判和种种抵制之后,这种市场和经济驱动的文化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形式。

网络在承继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新的可能,这就是网民借网络参与生产新的文化形式———草根文化。

草根文化不同于传统大众传媒时期由媒体主导生产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一个需要经历漫长时间浸润方逐步形成,且受制于空间的文化形式。

草根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多元格局下的一种文化形式,在这个特殊语境中,中国、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种文化共时并存①。

后现代主义正是“一种允许一系列极不相同而又从属的特征存在和共存的文化概念”②。

带有网络媒体技术独特性的网络文化展示了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景观。

本文拟对其中的网络红人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关注它与传统的榜样、偶像的差异,探讨它的编码模式及其后现代文化特征,进而分析其生产和消费心理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以此为基础总结网络红人作为一种草根文化的意义。

一、榜样、偶像与网络红人偶像是什么?其历史内涵在当代社会中逐渐被篡改,演变成有复杂多元文化含义的概念。

历史上,偶像的宗教含义是神像,在《圣经》中,指所有上帝之外的其他神③。

敬拜偶像,是原始宗教后期的信仰形式,它有赖于神话故事的发展和雕刻、绘画、塑造等工艺美术的发展。

偶像崇拜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④。

当下,它除了部分地保留崇拜等含义外,内涵和外延都被世俗化扩大,这种世俗化就像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从高雅文化走向大众文化、通俗文化。

偶像在今天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

这里的大众文化主要指由现代大众传媒等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流行文化,草根文化则强调来自普通人。

作为颇具代表性的草根文化现象,网络红人就是由草根生产、主要在网络中被广泛传播,随后为传统媒体跟进关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的大众偶像———本文中称为“草根偶像”。

105网络红人与榜样、偶像密切相关,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被关注,被喜爱,被学习和模仿),但本质上却存在差异。

第一,生产者不同。

榜样是官方生产的,他们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也可以是被塑造的文学艺术形象。

他们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往往表征了某个时代官方所鼓励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追求。

如雷锋、焦裕禄等所代表的政治榜样,鲁迅等所代表的文化榜样。

偶像是当代各种社会力量共同生产出来的,其中传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主要代表为体育明星、歌星、影星等。

他们是消费社会背景下迎合受众的消费心理被商业化地生产并通过批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制造出来的大众偶像,有比较突出的经济和文化意义。

网络红人是由网民生产出来的。

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凤姐”、“犀利哥”等等,他们具有较多的文化意义。

榜样、偶像、网络红人的生产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变化,“走过了一个政治文化驱动———商业文化驱动———草根文化驱动的历程”⑤。

第二,受众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取向不同。

受众对三者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取向。

受众对榜样是“敬”———敬仰榜样的行为,相信榜样的力量。

榜样为官方推介,受众被教育,逐渐形成对榜样的敬爱,将之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受众对偶像是“爱”———喜欢并崇拜偶像,甚至出现盲目崇拜。

受众对网络红人则是“乐”———一种娱乐的心态。

网络红人的受众就是网民自己,他们有特殊的情感渗透在里面,不同于对榜样的崇敬和对消费偶像的喜爱,更多的是一种娱乐。

网民生产网络红人并置之于被看的位置,既不是用来自我教育,也不是用来模仿,只是一种带有欣快感的娱乐化的体验和观赏。

在这场草根阶层的文化盛宴中,真正主导的是平民大众。

正是这种娱乐的平民化才使“芙蓉姐姐”的S型身材暴露在网民的视线里,“凤姐”才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自己与鲁迅相比较。

因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和经济的控制,作为纯粹的娱乐,这些原本普通的人才“受关注”和“受重视”。

二、网络红人生产的编码模式及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几乎同步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它强调解构、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共生、折中主义、否定权威等等,按詹姆逊的归纳,有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性/距离感消失等特征。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标志之一,互联网也许是后现代主义状态的最完美的说明书。

可以说,网络传播与后现代理论所倡导的思想不谋而合⑥。

如网络传播主体的消解、文本的拼贴与粘合、信息的表面化、肤浅化等等。

网络红人是作为普通民众的网民———草根生产出来的,其编码模式深深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

我们将以“芙蓉姐姐”和“犀利哥”为例进行分析。

网络红人这一名称在中国的出现与“芙蓉姐姐”有关,可以说,她是中国网络红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经百度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等网站的检索发现,作为专有名词,“网络红人”2005年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并与芙蓉姐姐产生较多的联系。

因此,选定芙蓉姐姐为例进行分析是有代表性的。

另一个案例是2010年初最有名的网络红人“犀利哥”。

“犀利哥”源自蜂鸟网上传的一组照片,后于2010年2月23日,因天涯论坛一篇帖子,被网友誉为“极品乞丐”、“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乞丐王子”等。

其影响席卷国内,并迅速传至日韩和欧洲国家。

“犀利哥”的传播和走红表明:网络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化,在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产生类似的影响,这正是詹姆逊所说的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特征。

因此,本文将“犀利哥”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案例讨论。

(一)去背景与背景重置———历史感的消失历史感的消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手段往往就是借助于背景的模糊化或者去背景化。

这也正是当下网络红人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编码模式。

“芙蓉姐姐”最初借网络进行自我展示,利用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论坛,大学生们的力捧使其渐渐脱离原型本身的背景。

她的身份、生活经历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放大和突出的对自我的身体迷恋。

“犀利哥”源自摄影爱好者的偶然捕捉,一旦进入网络传播,他就被去背景化了。

令其迅速传播和走红的不是他的真实身份和生活背景,而是与图片相关的视觉刺激。

网络上被疯狂传播的是背景越来越变幻无穷的犀利哥,大都市中乞丐的阴暗的背景渐渐被消解,移入的是T台、影视场景等充满时尚气息的场所。

与此一道被消解和替换的还有人物身份。

犀利哥蒙上了电影明星的光环,除了显目的着装和独特的眼神外,其他真实的东西都被隐去,犀利哥转身成为与其他明星偶像一起闪耀在荧106幕和舞台上的偶像———尽管是虚拟的符号化的偶像,但这才是真正被喜欢的网络红人“犀利哥”。

詹姆逊在揭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时,正是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作为典型加以论述的,他说:“我只能就着一个重要的题旨揭示这一点:即历史感的消失,那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于是,媒体的资讯功能可能是帮助我们遗忘,是我们历史遗忘症的中介和机制”⑦。

当网络红人被从真实的历史生活场景中剥离出来之时,不仅其本身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内涵的空洞的符号,历史本身在这里也变得不清晰,甚至看不见了。

(二)碎片化的原型与变型———平面化、肤浅化网络红人的生产经历了由原型到变型的编码过程。

无论是原型的呈现还是变型的过程,都表现出无深度的平面化,使之最终成为与有深刻政治内涵的传统榜样和经济内涵的大众传媒偶像不同的肤浅的网络“草根偶像”。

尽管传统的榜样和偶像生产过程中,也会突出某些方面,但整体性仍然是受众所期待的。

网络红人则不同,受众和生产者都只是关注某一点,或者某些零散的方面。

如“芙蓉姐姐”的S型,“犀利哥”的“混搭”服饰。

“芙蓉姐姐”在网络上传播的照片和抒情文字可以说是碎片化的视觉文本,以视觉的刺激吸引注意力,而不是以完整的形象吸引人。

“犀利哥”亦是如此,网民在传播过程中专注于根据原型的着装和表情来变型,破旧的牛仔裤、醒目的腰带、皮夹克和大衣的组合、冷漠的眼神,这些纯粹视觉化的碎片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

对原型的种种变型仍借用这些碎片化的东西,与大家熟知的影星、电影等随意嫁接,产生奇特的效果———一种由网民自己生产出来的虚假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实现预言,即网民们在发掘出犀利哥的视觉化特征后,将它和熟悉的影星及背景融合,从而生产出更加熟悉和喜爱的形象和场景。

于是,变型更加以碎片化的方式和印象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犀利哥”的变型大量运用了PS手法———以计算机进行图文处理的方法,实际上它正是网络红人生产的技术特征,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上的特征———操作日益简单化的电脑技术使网民成为草根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同时也导致了网络红人的另一个后现代主义特征,即主体性的消失。

(三)众人狂欢的集体生产———主体之死根据传播符号和传播时间,中国的网络红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木子美、蔡痞子等为代表,他们以文字等传统符号介入网络,受众关注的是他们传播的信息而不是他们本人;第二阶段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综合运用图片、视频等符号展示自己或他人,受众关心的是信息和信息所指向的人;第三个阶段是以“天仙妹妹”、“犀利哥”等为代表,他们偶然被发现并被传入网络,受到网民合力编码和传播,成为备受关注的第三代网络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