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

“十七年”小说研究《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李　杨 能够代表“十七年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历来被认为是“三红三红一歌”,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或《青春之歌》,因为这些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契合的作品的确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特有的精神状况。

然而,在“十七年文学”中还有许多在政治上没有进入主流,却因为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的作品同样不可忽略。

以《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为代表的“革命通俗小说”为例,这一类型的作品虽然在主题思想上与“三红一创”并不存在真正的区别,然而由于这些作品大量借用了传统小说的艺术方式,诸如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类型化的人物塑造、“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以及“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方式、情节与叙事节奏上的章回小说痕迹、使用大量“巧合”造成的传奇效果、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等等,因而极大地满足了积淀于读者意识层面与潜意识层面的传统审美习惯,实际上承担了将抽象与超验的“革命”与“政治”通俗化的功能,因而在“十七年文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作为这一类“革命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品,《林海雪原》一直被视为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和传统的表现形式互相结合”的典范,①在有关《林海雪原》的创作谈中,只读过六年书,十多岁就参加了革命的曲波,坦承自己的文学知识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外国小说,而是来自于类似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

②《林海雪原》出版后,小说的“民族风格”即一直为论者所关注,但多停留于以上论及的“形式”范畴。

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曾将“英雄、儿女、鬼神”视为中国小说的“三大元素”③,本文尝试以此为基点,通过分析《林海雪原》与此三大元素构成的中国通俗小说的三大类型———“神魔小说”、“英雄(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的内在联系,揭示这部作品与传统通俗小说在人物类型、叙事结构、修辞方法以及艺术风格等等“形式的意识形态”层面更为内在的联系。

一、“神魔小说” 熟悉《西游记》的读者,在阅读《林海雪原》时,很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小分队进山剿匪的历程总让人联想起唐僧师徒取经路上斩妖伏魔的经历。

《西游记》就是典型的“神魔小说”。

《西游记》的真正主题,一直是文人聚讼不已的话题,然而,对于大多数通俗小说的读者而言,《西游记》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描写神魔斗法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这个故事隐含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神是正,魔是邪,正邪对立,邪不压正的道德主题。

中国古代的神魔小说都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西游记》的作者在妖魔身上赋予的邪恶与黑暗的本质与唐僧师徒体现的正义与光明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加强光明和正义战胜黑暗和邪恶这一主题,作者将许多昭彰的劣迹:诸如残杀、淫荡、阴谋、艰险、抢掠、欺骗等与反对、阻碍、扼杀取经事业的邪恶势力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妖魔的邪恶不仅表现为对取经事业的反对,更是其不可改变的本质的体现。

《林海雪原》完整地重现了《西游记》的叙事策略,对于《林海雪原》的作者而言,取消这群政治土匪合法性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叙事使他们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

“剿匪”体现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这里的反面人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一群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政治土匪。

然而,在《林海雪原》中,这两种现代政治力量的斗争被转述为纯粹的道德冲突,变成了发生在被“神化”的解放军战士与被“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之间的“神魔”较量。

代表正义力量的小分队战士诛奸除恶、为民除害、施财济困、见义勇为、嫉恶如仇、助人为乐、知恩图报,这些民间伦理早已泛化于广大平民大众心中,成为民间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集中体现出这些美德的小分队实际上成为了民间伦理的体现者与捍卫者。

与被神化的英雄相对的土匪则是民间伦理的破坏者,在没有边际的非理性的烧杀掳虐活动中,将这些无恶不作、凶狠残暴、尔虞我诈的土匪统一起来的已经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带有变态色彩的超现实的兽性。

将反面人物妖魔化———野兽化的方式,常常是神魔小说表达现实诉求的方式,《西游记》中的妖魔,几乎都是动物变成的精怪,它们的原形,有的是狮子,有的是老虎,有的是象,有的是熊,还有的是蟒蛇、老鼠、蜈蚣、蜘蛛……等等,这种超现实的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地展示出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对立。

这也正是《林海雪原》的方式。

这是匪首许大马棒出场时的形象: 他是杉岚站人,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不知几辈以前他许家就成了这杉岚站上的恶霸。

(见《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3页,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如果说许大马棒是以凶狠残暴著称,那么,匪首座山雕的形象则无处不透露出他的阴险奸诈: 座山雕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上面垫着一张虎皮。

他那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

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

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貂皮袄。

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大条山,条山上画着一只老鹰,振翘着双翅,单腿独立,爪下抓着那块峰顶的巨石,野凶凶地俯视着山下。

(第198页) 如果说许大马棒是一头凶恶的熊,那么,座山雕则是一只阴险的雕,而他们手下的小土匪更是一个个丑恶的小鬼: 刘勋苍这时才细细看了这个土匪的长相,真是好笑,长得像猴子一样。

雷公嘴,罗圈腿,瞪着机溜溜两只恐怖的猴眼。

脸上一脸灰气,看着就是个大烟鬼。

———这是小土匪刁占一。

(第71页) 他的脸又瘦又长,像个关东山人穿的那没絮草的干乌拉。

在这干乌拉似的脸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他的右腮上有铜钱大的一颗灰色的痣,痣上长着二寸多长的一撮毛,在屋内火盆烘烤的热气的掀动下,那撮毛在微微颤动。

———这是座山雕的副官、小土匪刘维山。

(第148页)……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幅土匪的群丑图,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化的现实领域,不如说是一个纯粹的由魑魅魍魉组成的“动物世界”。

不过,土匪中最让人不齿的形象还是女匪蝴蝶迷。

蝴蝶迷的父亲是“作威作福,花天酒地”、一共娶了“大小七个老婆”却在人们的诅咒中无法生育的大地主姜三膘子,“大概是在他五十三岁那年上,娶了第五房,这个小老婆是牡丹江市头等妓女海棠红。

姜三膘子把她赎买出来七个月时,生了一个稀罕的女儿,人们背地里议论说:‘这还不知是谁的种呢?’”(第22页)生于邪恶的蝴蝶迷,自然无法摆脱邪恶的本性。

这是她的“尊容”: 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发呕,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

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就这样也丝毫挽救不了她的难看。

还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

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

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

(第22页)不可思议的是,如此丑陋的蝴蝶迷竟是土匪中出名的淫娃荡妇,她不断与不同的男性鬼混,上山当了土匪后,她成了许大马棒父子共同的姘妇,许大马棒死后,她又成了郑三炮的姘头,被郑三炮抛弃后,她更加肆无忌惮: 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复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

(第413页)在传统叙事中,淫荡的女人总是比最凶狠的男人更能引起读者的憎恶,这生动地说明了在道德的等级制中女性的真正位置。

在书写土匪“恶”的本质的过程中,蝴蝶迷的作用无疑是无法被取代的,她使土匪的“凶恶”本质增加了“邪恶”的成分。

蝴蝶迷这样集丑陋与淫荡于一体的反面女性形象在古典神魔小说中并不多见,这种极端化的恶的形象表现出更为本质化的政治道德化诉求。

如果说蝴蝶迷的出生具有象征意义,她的死亡同样让人难以忘怀。

这是杨子荣刀劈蝴蝶迷的场面: “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地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满地。

(第538页)可以与此对照的是土匪刀劈老百姓的一个场面: 程小武的新媳妇,几次扑了上去,都被蝴蝶迷抓着头发甩回来。

她再也忍不住胸中的仇恨,便拼命地扑向蝴蝶迷,双手一抓,把蝴蝶迷的大长脸,抓了十个血指印。

她正要再掐那女妖的脖子,不幸却被许福抓住了她的乱发,抽出了战刀剖开了她的肚子。

她那坚贞的肝胆坠地了……(第28页)不知是否出于作者个人的偏爱,小说中一再出现刺刀剖腹、“肝胆坠地”的血腥镜头。

这些通常出现在以写“恶心”著称的现代派作家笔下的“少儿不宜”的场面,却被现实主义作家用来展现让人难以忘怀的“身体伦理”———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作为人的身体器官的“肝肠”也会散发出不同的道德气息。

具有神性的“革命者”的“肝胆”是“坚贞”的,而动物化的“反革命”的“肝肠”则是“臭烘烘”的,在这里,政治斗争完全变成了人兽之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神化的英雄形象,吴承恩曾在一首有名的《二郎搜山图歌》中想像过二郎神除妖的英姿,诗曰: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博　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

猴老难延欲断魂,孤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纵,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独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骋。

④《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活脱脱是吴承恩笔下的这位二郎神。

超现实的神魔争斗必然极大地简化现实斗争的复杂性,因此,这些活跃在林海雪原的土匪无论外表和行为多么凶顽,由于总是无法逃脱神布下的法网,因此始终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恐怖感,难怪有批评者认为小说美化了艰难的剿匪斗争。

然而,这种超现实的传奇性显然并非出于作者的艺术虚构,而是传统神魔小说特有的“邪不压正”的伦理原则的体现。

二、“英雄———武侠小说” 许多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论述古代英雄传奇向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时,常常从《三侠五义》、王度庐一步跨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

殊不知“英雄———武侠小说”传统在50年代以后的大陆中国文学中并没有断流,以《林海雪原》为例,这部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同年出版的作品,已经包含了金庸代表作品中最基本的元素。

这些武侠小说元素无疑成为了这部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

关于武侠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理论家的归纳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不会缺少血债与报恩复仇这些基本的元素。

在经典的侠义小说中,血仇———通常是主人公遭逢的灭门之仇常常是叙事的起点,幸存的主人公走上了漫漫的复仇之路,手刃仇敌成为了主人公生存的唯一意义。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报恩与复仇历来是侠义小说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

侠意识观念渊源于原始正义观念,即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所尊奉的观念,因此,摩尔根认为“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⑤,由此可见,这种报恩复仇的侠意识并非为中华民族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