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对话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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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式教学

在西方对话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形式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代,即苏格拉底的方法,又称作“产婆术”。所谓"苏格拉底方法",是指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并不直截了当地把学生所应知道的知识告诉他,而是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方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的矛盾,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后来他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及其所创立的逍遥学派又称亚里士多德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教学方式。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吕克昂建立了一所学院,该处有一小树林和许多可供散步的林荫道,亚里士多德喜欢在这林荫道上和学生散步、讲课和讨论学问,所以被称为逍遥学派。而中国将对话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最早见于孔子。比如《论语》就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间言行的书,在《论语》中的很多章节都记录孔子运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过程。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篇课文就是一次典型的对话式教学。然而后来我们都知道欧洲进入到了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代。而中国则进入到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强调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当然也包括学生对教师权威的服从。所以这种基于师生平等的对话式教学还没有走向成熟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到了近现代最早提出对话概念的则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巴赫金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所谓对话,是指一种民主平等的、坦率真诚的、主客体之间互为主体的言语交流活动,对话的各方相对独立,各自保持彼此的自尊。换言之,对话是一种民主、平等、坦率、真诚的有声或者无声的信息交流,是教育者为深刻把握文本的言语、情感、内蕴而组织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文本之间的一种多元交流活动,它从一开始就与民主、平等、坦诚、倾听等相伴而生。而将对话式教学完善成一种成熟的教学理论的则是著名的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

弗莱雷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他是“近半个世纪之内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1994—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办的国际刊物《教育展望》以四期特刊的形式,介绍了从孔子、亚里斯多德到当代的100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弗莱雷是其中四位在世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活着时就成为传奇”的人物。由于他开发的扫盲工作使他最初作为成人教育家闻名于世,他的关于批判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来自扫盲工作。最后,他的批判的研究路径大大地越出了成人教育领域。他专注于教育在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在扫盲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特别是在经历了动荡复杂的流亡生活之后,看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与不平等而表现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从而寄希望于教育改变这种现状。

综观弗莱雷一生的教育思想,无不是围绕“教育即解放”来拓展、延伸。弗莱雷通过分析发现了压迫者正是通过现实的教育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具体化,并通过以下种种态度和做法(它们整体上反映了压迫社会的面貌)贯彻执行压迫意识,维系强化统治结构:(1)教师教,学生被教;(2)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3)教师思考,学生被考虑;(4)教师讲,学生听——温顺地听;(5)教师制订纪律,学生遵守纪律;(6)教师做出选择并将选择强加于学生,学生唯命是从;(7)教师做出行动,学生则幻想通过教师的行动而行动;(8)教师选择学习内容,学生(没人征求其意见)适应学习内容;(9)教师把自己作为学生自由的对立面而建立起来的专业权威与知识权威混为一谈;(10)教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而学生只纯粹是客体。这便是压迫者设计和利用的教育,它弗莱雷将这种教育形象化地称之为“灌输式”教育。

教育教育走向解放的最终落脚点。弗莱雷指出,教育应该具有对话性。对话,不仅仅是交流、谈话。它的精髓在于它的构成要素:反思与行动(reflection and action)。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如果牺牲了一方——即使是部分地牺牲——另一方面马上就受到损害。反思被剥离了行动,对话只会是空话(verbalism)、“废话”;行动被剥离了反思,对话只会是行动主义(activism)。在这两种情况下,对话都不可能实现,教育也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解放。

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拐点之中,社会逐渐走向分化,在这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大家都上严老师的课了,闫守轩老师讲的比我要深刻。闫老师思想虽然有些偏左,而且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方案有些简单粗暴,但还是切中了中国教育问题的要害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课堂教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遵从了教师权威、知识本位和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取向,这三种教育价值观融合而成的课堂教学在本质上是独白式的,即承认并维护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否认并剥夺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与权利。随着独白式教学的缺陷在现代教育中的日益凸显,体现时代精神和现代教育理念的对话式教学便成为现代教学改革的方向。

一、对话和对话教学

20世纪苏联思想家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他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就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能、也不应该结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保罗·弗莱雷认为,教育具有对话性,教学即对话,对话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1、对话的实质

弗莱雷认为,作为人类现象的对话,不仅仅是交流、谈话,它的精髓在于它的构成要素,

即反思与行动。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如果牺牲了一方——即使是部分地牺牲——另一方马上就受到损害。反思被剥离了行动,对话就变成空话(velbalism)、“废话”;行动被剥离了反思,对话就变成行动主义(activism)。在这两种情况下,对话都不可能实现,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性的完善。

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不应成为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狡猾手段。但是,对话作为一种与灌输方式相对的教育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它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2、对话产生的条件

(1)对话与爱

弗莱雷强调人类的爱在对话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如果缺乏对世界、对生活、对人的挚爱,对话就不能存在。爱同时是对话的基础和对话本身。爱意味着对别人的责任,爱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自由的行为。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教育者如果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爱生活,如果我们不爱学生,那么我们就不能与学生进行对话。

(2)对话与谦虚

对话的双方要谦虚,没有谦虚的态度就不可能进行对话。如果对话双方(或一方)缺乏谦逊,对话就会破裂。如果对话的一方总是注意别人的无知而从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那么对话怎么能进行呢?因此,自满与对话是不相容的。缺乏(或失去了)谦虚的人,不能接近人民,不能与人民一起命名世界。

(3)对话与信任

对人的信任是对话的先决要求。如果不相信他人,也不会有对话。亦即相信别人有制造与再制造、创造与再创造的能力,相信人能变得更加完美。离开了对人的信任,对话就无可避免地退化成家长式操纵的闹剧。但是,信任不是随便就能产生的。信任只有在一方把自己真实、具体的想法告诉别人时才产生;如果一方言行不一致,信任就不可能存在。说一套,做一套——说话不负责任——不能唤起信任。

(4)对话与平等

对话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弗莱雷指出,人的存在不会是无声的、沉默的。说话不是某些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因此,任何人不应只对别人说话而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在否认其他人有说话权的人与被否认有说话权的人之间不可能有对话。因此,被压迫者只有夺回讲话权,才能平等地进行对话。

(5)对话与批判性思维

弗莱雷认为,除非对话双方进行批判性思维,否则真正的对话也无从谈起。批判性思维有别于一般性思维,它不满足于遵循规范而“循规蹈矩”地行事,它注重对现实进行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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