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万国公报与维新思潮

《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
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首先是从西学影响下的近代中国士人知识体系和精神观念的转变开始，此一转变又离不开承载、传播西学的媒介，考察传播媒介对近代士人知识体系和精神观念转变、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梳理和理解近现代中国兴起的轨迹。

《万国公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其与戊戌变法关系的考察是一个重要课题。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闻（Church News）》，是1868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上海创办的周刊，主编是林乐知（Young J. Allen），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83年停刊。

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不过转由西方人在华创办的广学会经营，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

1907年后，在林乐知去世后，《万国公报》停刊。

早期的《教会新闻》主要刊载一些宗教知识、教会新闻、格致知识和一些中外要闻，主要读者是中外宗教人士。

在更名为《万国公报》后，读者群集中在士人和高层官僚，相应地，宗教知识和新闻的比重逐渐减少，转而较多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以及关于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同时，对中国时政的评论以及鼓吹中国变法的文章成为重要看点。

随着影响的逐渐增强，《万国公报》的发行方式也从过去的赠送变为销售，销路不断扩大，在受到了清末达官显贵和名士商绅的欢迎。

使《万国公报》真正声誉鹊起要算甲午中国战败之后。

那时举国上下充满了屈辱、失败、愤懑的情绪，大多数士子和官员求变之心急迫，而《万国公报》对甲午战争的报道、分析和评论，十分尖锐和无所顾忌地抨击了清朝政府统治的愚顽腐朽,并疾呼中国当变法图存,从而为正在觉醒中的中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

《万国公报》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它所刊载、介绍的西学知识对维新人士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其二表现在它对中国时局的批评和变法建议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提出的变法主张。

到19世纪末期，西方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万国公报》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包罗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等领域，这些知识对
维新人士的世界观的重构有着很大的影响。

康有为在26岁那年，曾“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还有意纂辑《万国文献通考》及乐律、韵学、地图学，“其时西学初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

及道香港、上海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

”对于其他的维新人士，如梁启超、谭嗣同，他们经历了这个过程，也受到类似的影响。

当然，除了自然科学知识，《万国公报》宣传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介绍，更是维新人士现代政治知识的重要来源。

《万国公报》非常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其中包括英国的议会制、美国的总统制、三权分立制度、美国的宪法条文，并比较了西方各国民主制度的异同；在民主思想方面,《万国公报》第188 册(1904年9月)刊登的《欧美十八周进化纪略》一文，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丹(伏尔泰) 、虏骚(卢梭) 、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思想，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了“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等概念和思想，这无疑成为仁人志士反封建的武器,而维新派所提出的“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的改革主张也正是受了这些民主思想的影响。

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的书籍有李提摩泰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新政策》，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等书, 以及他本人所著的《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等, 前几种书一般都是先在《万国公报》报连载，再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

可以认为，维新派人士赖以提出变法主张的西学资源，或多或少大都来自《万国公报》。

自易名、重新创刊以来，《万国公报》一直积极鼓吹变法富强，最初的建议主要在鼓励通商、建设交通、移风易俗、革除科举弊端等，而在甲午战争之后，根据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有文章主张“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开始触及政体变革的问题，鼓动中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如果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的主要变法言论和建议，同《万国公报》及其相关西方传教士关于变法的文章和著作相对照，可以发现，维新人士依据国情，有选择性的采纳了后者的很多观点和政策建议，如撤厘金、修路、开矿、保护专利、惩治腐败、通上下情、改科举、兴学堂等等。

以致于李提摩泰在通信中谈及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时，说道：“我
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在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书(指《公车上书》) 了。

”
此外，与《万国公报》和广学会有关的一些鼓吹变法的西方传教士，也和维新派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898 年，例如，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李提摩太作清政府问，翁同龢还曾向李提摩太详问《救世教益》中的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大政，梁启超特意邀请李提摩太、林乐知的助手蔡尔康去时务学堂授课。

《万国公报》在传播西学和点评中国时政上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复刊后，《万国公报》的形式像是一份综合性的时报，它仍然以宣扬基督教为宗旨。

《万国公报》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提出了诸种建议，不过它认为“基督为格致之原”、“基督为国政之本”，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在于耶稣教。

康梁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尝力以成立“孔教”来抵制基督教的影响。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万国公报》很多观点建立在英美利益的立场之上，行文间仍免不了殖民主义色彩。

（王涛编撰）
参考资料：
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王林，“<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述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