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探源

“人本”思想探源

【摘要】“人本”的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在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深厚的根基，但由于历史局限性，都没有超越封建的或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本文对“人本”思想从中、西、马三个方面进行了探源和梳理，以期使人们正确认识进而在实践中正确运用人本思想，指导实践。

【关键词】以人为本；现实的人；人的全面发展

序言

在当代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发展问题。但先前社会发展往往只是在经济活动的意义上考虑人的因素，而没有从人自身考虑，导致经济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却失落了。随着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清醒而深入地反思，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样的唯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但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人”，如何认识“人”的地位，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人本”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可以追寻到“人本”的人文精神传统。简单地说，“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根本，关注人，肯定人，尊重人，强调人性的发展。“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理念，贯穿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不断得到加强和深化。同时，在每一

历史时期，“以人为本”的精神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

一、西方的“人本”哲学思潮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对人本思想做出了最早的表达，体现了人在认识论域中的主体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人的世俗幸福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提倡人性解放，个人幸福。

近代主张以人的理性为尺度审视、评估一切，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并以理性为手段，为人类谋福利。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和“人为自身立法”突出了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强调了人在自然界，道德领域中的主体性。费尔巴哈把“人本主义”原则引入了哲学，揭示出人就是自己的上帝，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应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斗争。

现代西方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虽然生产力和科技在发展，但并未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过去所颂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在现实社会中遭到破坏。思想家们要求把“人本”建立在反唯物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他们抛弃了古近代资产阶级“人本”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否定了他们颂扬的人的理性，否定了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意义。叔本华把人的认识对象看作是人的表象，得出“世界就是我的表象”的结论，号召人们摆脱现实，抑制欲望，甚至否定现实的生命，从而进入无

我世界。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认为就人的意志而言，其本质不只是求生存，而是渴望求统治和权力，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创造、表现和扩张自己。他提出了“超人”的学说，认为“超人”是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超人”是道德和社会的准绳。柏格森强调哲学要揭示人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给人指出生活和行动的新方向，把生命作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命哲学的体系。

纵观“人本”思想，可以看到，它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流传至今，是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思潮。经过六百多年的曲折发展，其中有各种不同倾向的流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他们著作里都不同程度的包含“人本”的合理思想，强调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强调人的自由自主性、实践性和能动性；关注人自身的存在，探讨人的最佳在世方式。但它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把人当作抽象的人来考察，缺乏现实的感性的基础；不能正确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实践。总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都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都没有达到对人的科学认识。

二、“民为贵”：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人本”观念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上。“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发展到成熟。那时候人们逐渐从宗教观念中分离出“人德”的观念，开始了由重神

到保民的过渡，民本思想便在这种过渡过程中萌发了。先前时期的管仲首先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耕战的劳动力；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墨各家都提倡“以民为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推崇重视人的“仁”学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开创了“以民为本”的先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西汉出现了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以民本主义为主的德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把对人及社会的关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比较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性感生活。

到了唐代，统治者将“德主刑辅”写入了法典。《唐律》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德主刑辅”成为古代明君相袭的治国安邦之略。宋元明清时期，“以民为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朱熹说“国以民为本”，而张载则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期，一大批思想精英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不断进行着实践探索，“以民为本”的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以民为本”的思想推向高峰。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主张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一纲领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最先进的革命纲领，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纵览中国思想史，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把“民本”作为执政的理念，但这都是基于期望自己所统治的封建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因此带有很深的封建烙印。其实质是以民为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这使得“民本”思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条件而成了一种政治空话。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为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概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现今被称为西方“人本主义”和中国“民本主义”的两种思潮，都是曲折流传，观点复杂。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就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本”的思想因素，同时又都有各自所处的时代和阶级以及历史观的局限性，都没有超越封建的或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

三、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

诚然，无论是西方传统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不经过现代文明意识的洗礼，其价值尺度显然不能用于现当代社会。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扬弃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人及其发展，通过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状况，从而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真正做到了对“人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