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汉魏六朝小说

第二章汉魏六朝小说
教学目的：了解汉魏六朝小说的特点，以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掌握魏晋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第一节汉代小说
汉代小说与魏晋六朝小说是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

汉代小说大致分三类：琐言类、野史笔记类、民间讲故事。

一、琐言类
琐言类书目见于《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汉书》的注家如淳认为，上面一千三百八十篇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

然审其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其中依托古人者七，记古事者二，明著汉代者四家。

”这里至少说明了三点：其一，是汉代琐言类小说大致分为三种：依托古人，记载古事，汉代人所撰；其二，是这类小说到三国时俱已亡佚；其三，是这类小说不象是民间讲故事。

二、野史笔记类
汉代野史笔记类小说不少，比较典型的有《燕丹子》和《吴越春秋》。

《燕丹子》写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行刺秦王的故事，情节略同于史书。

是否作于汉代，至今仍有争议。

但其故事内容早在社会上流传，应劭的《风俗篇》和王充《论衡》中均曾提及；作品多用古字古义，至少不是汉代人编造的。

作品写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设法逃离秦国，急于复仇。

后由鞠武介绍谋士田光，再由田光举荐勇士荆轲。

荆轲携带了由秦降燕的樊於期的首级，和秦王觊觎已久的属于燕国的督亢地图，以降秦邀功为由，行刺秦王。

他将匕首藏在地图之中；结果抓住了秦王，却未能将他刺死。

这篇小说艺术上，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是继承发展“讲故事”形式的力作。

《吴越春秋》赵晔所做，《隋书经籍志》作十二卷，今所见本仅十卷，写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的故事。

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大臣伍奢。

其子伍员顺长江东下，投奔吴王阖闾，并借助吴王，打败楚国，鞭尸复仇。

因越王曾联楚抗吴，故阖闾转而伐越，被越王勾践射伤致死。

阖闾之子夫差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被俘。

勾践卧薪尝胆，改革政治，十年生聚。

之后，又离间吴王夫差的君臣关系，使吴
王杀死大将伍员。

勾践借机复仇，打败吴国。

《吴越春秋》似为史书，其材料源于《左传》、《国语》、《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但并不拘泥于史实，掺杂了许多传闻异说，很多记载不见于史书。

如《吴越春秋》中的《夫差内传》载，伍子胥被杀后，尸体抛入江中，头颅挂在姑苏城头，灵魂则化为汹涌澎湃的波涛。

这些情节，其他史书都没有记载。

有人认为，它是“演义类雏形的历史小说”，似有一定道理。

鲁迅称其“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论断十分精确。

《吴越春秋》不同于一般史书，但这些“异闻”并不等于艺术虚构，这一点恰恰与后代的演义小说不同，演义小说离不开历史，而塑造形象又少不了艺术虚构，故《吴越春秋》不能称作历史演义小说。

有人认为，应介于小说与历史之间，就是野史笔记小说。

《吴越春秋》每卷各有专题标目，颇有文学意味。

在艺术上，小说刻画了伍子胥、范蠡、勾践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注重情节描写，用以表现人物性格；还通过对比、衬托等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如勾践与夫差、伍子胥与太宰嚭的对比。

同时，小说讲究场面描绘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如勾践入吴的场面、国人送子弟去边境的情景等，十分感人。

其他的野史笔记小说还有袁康的《越绝书》、扬雄的《蜀王本纪》、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

《越绝书》内容与《吴越春秋》相同，叙述春秋时代吴越争霸故事，亦涉及到楚国的史实，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

文笔纵横枝蔓，情节曲折生动，对伍子胥的描写，颇有小说意味。

其书内容虽本于史实，但亦含有不少异闻，对后世小说发展有影响。

《蜀王本纪》虽然沿袭《史记》“本纪”的体例，但其内容是以关于蜀王的历史传说为主的记叙。

《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是否属于汉代作品，历来看法不一。

世传本《汉武故事》中云：“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

”元延是汉成帝年号，既称“今上”，作者当为成帝时人，肯定不是班固。

《汉武帝内传》的著作年代，如果对照《博物志》的引文，如“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东方朔从殿南厢朱雀牖中窥母”，“尝三来盗吾此桃”等，就可以看出它是汉代末年的作品，也不是班固所作。

因为《博物志》的作者张华是魏晋时人，离汉代末年为时不远，其作品皆取古书旧说，并没有引用过汉代作品。

三、民间讲故事
汉代民间讲故事风气盛行。

《汉书·艺文志》注云：“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稗官和民间讲故事有密切联系，他们既是所讲故事的采集者、加工者，又近似于职业艺人。

汉代民间讲故事的内容到底是哪些呢？由于口耳相传，不便记载；统治阶级垄断文化，轻视小说，又疏于记录，所以现在已不得而知。

1953年，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的“说书俑”，手执鼓槌，笑口迎人，神态可爱，可算是重要的实物证据。

无疑可以说明，说书在汉代确实风靡一时。

此外，流传很广的《王昭君》、《秋胡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汉代乐府民歌，具有人物形象、情节因素，故事性强，艺术性也很可观，明显保留了说唱痕迹，与民间讲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汉代小说已经从言论阶段过渡到文字阶段，文字小说萌芽生长，发展迅速。

但民间讲故事，仍然在风行，虽然有的被统治阶级利用，变为茶余饭后娱乐的工具，但民间的讲故事传统仍然不断发扬光大，并按照自身的条件和前进轨迹在不断发展，。

第二节魏晋六朝小说
魏晋六朝小说称为笔记小说，因为魏晋南北朝后期出现文笔之争，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也就是把注重辞藻，讲究声韵、对偶的文章称为“文”；把散行撰写的文章称为“笔”。

“笔记”是与诗歌骈俪之文相对而言的。

小说是散行单句，无韵的文字，故称笔记。

这一时期笔记小说主要有杂录小说、志怪小说、民间故事三类。

一、杂录小说
杂录小说又称志人小说。

包括人物轶事、历史琐记、笑话解颐三类。

（一）人物轶事
这一类小说以刘义庆召集门客编撰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刘宋时文学家。

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

刘义庆秉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

当时著名的文士袁淑、鲍照、陆展、何长瑜等都曾受到其礼遇，也参与了《世说新语》的创作。

另撰有志怪小说《幽明录》，原书三十卷，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佚文二百余条。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唐代人为了区别汉代刘向的《世说》，改称为《续世说》、《世说新书》。

后代人则合并刘向和陆贾的两部书名，将它易名为《世说新语》。

今本《世说新语》共三十六门，从第一门《德行》到第二十二门《宠礼》以褒扬为主；从第二十三门《任诞》到第三十六门《仇隙》的后十四门重在针砭。

前四门的标目分别《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可见该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从回目看，《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由汉末至东晋之间豪门士族知识分子的传闻轶事。

首先，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穷奢极欲和暴虐凶残。

如《汰侈门》的“人乳饮豘”：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玻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椤，以手擎饮食。

蒸豘肥美，异于常味。

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豘。

”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统治阶级有的“用蜡烛作炊”、“以赤石脂泥壁”，更有甚者，晋武帝的亲戚竟然“以人乳饮豘（即喂猪）”，猪肉鲜美可口，连晋武帝也愤愤不平。

再如《汰侈门》“石崇邀客宴集”，既暴露了石崇以杀人劝酒为阔的凶暴；也批判了王敦以见死不救为豪的残忍。

其次，真实反映了乱世知识分子的生活，用艺术形象诠释了魏晋风度。

如《任诞门》“刘伶纵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
故事表现了嗜酒派的行为怪僻，放荡作达。

“三语掾”的故事更不可思议，故事写太尉王衍听说阮修有清谈的美名，就问他“老庄与圣教何异？”阮修答道：“将无同”。

这种没有人能明辨其真实含义的回答，竟折服了王衍，辟之为太尉的属官“掾”。

这就是“三语掾”典故的由来。

复次，歌颂了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如《周处》表现了主人公上山擒虎，下水斩蛟，勇于为民除害的英雄气概和闻过则改的优良品格。

再如“阮裕焚车”写阮裕买了新车，有个人因死了母亲，不好意思向他借车。

他认为，自己有车，别人不敢来借，那么车还有何用，于是就把车烧了；“管宁割席”写管宁见华歆既爱金钱，又羡慕权势，就毅然割席分坐；“陶侃清廉”，刻画古代的清官，
等等。

最后，也有一些篇章按照封建思想来规范言行，不值得肯定。

比如，一位小吏为了请假回家，谎称母亲生病。

被上司知道以后，竟被判了死刑，理由是欺君不忠，病母不孝。

不忠不孝之人，就应当死刑。

《方正》门中的“刘真长”写刘真长与王仲祖外出而无所食，一个平民请他吃饭，刘真长竟说，凡是小人是不能与之打交道的。

这种不识好歹的行为竟被视为“方正”。

这类作品对封建社会特殊的世态人情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世说新语》写作上颇为成功，积累了许多艺术经验。

首先，善于运用人物的一言一行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个性。

作为篇幅短小的文言小说，这是最大的特色。

如“石崇邀客宴集”：
石崇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

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

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

每至大将军，故不饮，以惯其变。

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

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与卿事。

”
“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自杀伊家人，何与卿事”，这一言一行就刻画了大将军的残忍冷酷。

其次，心理描写颇为出彩。

如《汰侈门》里的“石崇与王恺争豪”：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輿服。

武帝，恺之甥也。

每助恺。

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

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

恺既惋惜，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

崇曰：“不足惜，今还卿。

”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

恺惘然自失
王恺的“示崇”、“既惋惜，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惘然自失”，由骄纵到惋惜、到愤怒，再到失落，心理活动的轨迹非常清晰。

再次，擅长运用细节刻画和对比手法。

如“管宁割席”：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

华捉而掷去
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冠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
“捉而掷去之”是十分传神的细节。

先“捉”，表现华歆对于金片已经心动，而“掷去之”，又碍于管宁在旁边，而不得不扔掉，心理活动与思想的变化过程非常清晰。

故事还用了对比手法，管宁、华歆对金钱和权贵的态度不同：对于金片，一个是“挥锄与瓦石不异”，一个“捉而掷去之”；对于“乘冠冕”者，一个是“读如故”，不为所动，一个是“废书出看”，经不起诱惑。

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格就通过对比，表现出来。

最后，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有韵味。

比如：《过江诸人》：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

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

”皆相视流泪。

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
周侯与王丞相对于“过江”的不同态度，就个用一句富有哲理深意的话，传神地表现出来。

一个感叹物是人非；一个立志克复神州，其精神风貌迥然相异。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

”看了其中多数篇章，就会发现此评不虚，确为的论。

《世说新语》词语凝练，有许多已经成为约定俗成成语，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望梅止渴”、“咄咄怪事”、“絮雪才华”、“枕流漱石”等。

鲁迅评价《世说新语》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概括了《世说新语》的特色，对后代的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其分门别类的写法，片言细行、隽永记叙的笔法为后代仿效。

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刘肃的《大唐新语》、刘餗的《隋唐嘉话》，宋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冯梦龙的《古今谈概》，清王晫的《今世说》等都受其影响。

“击鼓骂曹”、“除三害”、“七步成诗”、“黄绢幼妇”等许多故事、典故成为后代小说、戏曲的题材或材料。

总之，《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其他的人物轶事小说还有：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沈约《俗说》、殷芸《小说》等。

（二）历史琐记
历史琐记的代表作是葛洪的《西京杂记》和宗懔的《荆楚岁时记》。

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

东汉道教理论家、文学家、医学家。

少以儒学知名，后好神仙养道之术，刻苦钻研，成为博学多闻，超群绝伦的大学者。

因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封为关内侯。

史学家干宝与之友善，推荐他修国史，固辞不就。

后携子侄于罗浮山炼丹，积年而卒。

著作甚多，代表作为《抱朴子》。

他托名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记述了汉代的传说、琐闻以及有关西京宫室园囿，如《骕骦裘》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到成都，经营酒店，犊鼻贳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满，以所著骕骦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

继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

”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

相如亲著犊鼻裤涤器，以耻王孙。

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弱如脂。

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长卿素有消渴疾，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

乃作《美人赋》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

文君为诔，传于世。

“鸡犬识新丰”写刘邦做了皇帝后，为迎合父亲，将其故人、鸡犬等搬到京师的著名故事：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

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其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沽酒卖并，斗鸡蹴踘，今皆无此，故以不乐。

高祖乃作新丰，以诸故人实之。

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

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

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唯旧。

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

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

其匠人胡宽所营也。

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至累百金。

还有《王嫱篇》、“匡衡勤学”、“秋胡戏妻”等，也成了流传千古的篇章和后代小说、戏曲创作的蓝本。

《西京杂记》内容健康，记叙客观，情节生动，引人
注目；而且“在古小说中，意绪秀异，固亦文笔可观者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一本有价值的杂传小说，则记录荆楚岁时的风物、故事，自元旦至除夕共二十余条，如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白草之戏，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禳毒气。

是日竞渡，采杂药。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

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

”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又有条达等。

织组杂物，以相赠遣，取鸲鹆教之语。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南北朝时期的五月五日有斗百草、竞渡、采药除毒的风俗，其他诸如正月初一放爆竹，三月三日为流杯曲水之饮，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乞巧，九月九日登高、野餐、佩茱萸，十二月八日化妆击鼓、作金刚逐疫等，保存的民俗材料十分珍贵。

其他历史琐记，还有晋代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记州郡名贤，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专记佛道、神仙、异人、隐士，晋代周处的《风土记》和南朝宋代盛弘之的《荆州记》专谈地理、风土。

（三）笑话解颐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偃苗助长”、“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笑话，但都属于子书中的片断，不是独立的作品，更不是专门著作。

魏晋六朝出现了笑话解颐的专著，代表作有魏代邯郸淳的《笑林》、晋代陆云的《笑林》。

邯郸淳（约132—？），一名竺，字子叔，或作子礼，颍川（今河南禹县）人。

少有异才，汉桓帝元嘉元
年（151），上虞县长度尚为孝女曹娥立碑，邯郸淳席间作碑文，援笔立成，文不加点，遂声名远扬。

其后大学者蔡邕于碑后题“黄绢幼妇，外甥齑臼”（绝妙好辞）。

献帝初平中（192年前后），客游荆州，曹操久闻其名，召见，深受礼遇。

曹丕即位，任博士给事中。

奏献《投壶赋》千余言。

仅存《投壶赋》、《孝女曹娥碑》等文。

著有古笑话集《笑林》三卷，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笑话专书，所记多为俳谐故事。

如《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幽默生动，流传甚广。

原书已佚，今存二十余则，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较为完善。

陆云（262—303），字士龙，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陆机之弟，与之齐名，号曰“二陆”。

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

少善文，有才思，吴尚书闵鸿见而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曾任浚仪令，有治绩。

后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等职。

成都王司马颖荐为清河内史，世称陆清河。

后转为大将军右司马，成都王杀害陆机，陆云同时遇害，时年四十二。

著有文章三百四十余篇，又撰《新书》十篇，另有笑话集《笑林》，为古代较早的笑话集，散佚。

宋人辑有《陆士龙集》，明人辑有《陆清河集》。

笑话具有讽刺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古文嘲隐，振危释急。

”意思是，嘲笑性质的文章、隐语，可以拯救危亡，解除疲劳。

笑话用得及时适当，具有讽刺和规劝作用。

请看邯郸淳的《笑林》中的一篇《汉世老人》：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

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

管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

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则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

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

”老人饿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

这则笑话讽刺批判的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悭吝恶德，堪称笑话的佳作。

但这样的作品数量不多；有很多作品只讲究笑的效果，并不具有典型意义。

而笑料只是来源于人们生理上的缺陷或者某些并非社会恶德的个人缺点。

如侯白的《启颜录》中的《山东人娶蒲州女》：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

成婚数月，妇家疑其不慧，
妇翁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

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鹄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

”又曰：“松报柏青，何意？”曰：“天使其然。

”又曰：“道边树有骨出，何意？”曰：“天使其然。

”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以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鹄能鸣者，颈项长；松报柏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出者，车拨伤。

岂是天使其然。

”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

”婿曰：“蛤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

”妇翁羞愧，无以对之。

（引文见侯白《启颜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这类作品把患隐瘤者作为戏谑嘲讽对象，格调不高，思想性不强，但对后代笑话作品影响很大，流传甚广。

唯其如此，所以讽刺文学中很少有佳作。

从艺术上看，笑话有其明显特色。

它取材精当，能抓住某一特征，象剪影一样，通过艺术夸张，将可笑之处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不作任何评说，其感情倾向在情节展示过程中自然流露，从而取得强烈的笑的效果，达到讽刺目地。

优秀的作品还能使读者在笑过之后，仔细品味，从而洞察时弊，憎恨丑恶的东西。

二、志怪小说
“志怪”二字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意为记述怪异。

六朝时期许多人借用“志怪”二字作为书名，如孔约、祖怡之、曹毗、许氏、于氏、殖氏等人都有“志怪”之作。

到了唐代，《酉阳杂俎序》把上述书籍成为“志怪小说之书”。

于是，“志怪”二字由动宾词组、书名，转化为小说流派名称。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志怪小说，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

其中，《山海经》被称为“古今语怪之祖”。

到了魏晋时期，志怪小说蔚为大观。

诸如，曹丕《列异传》、无名氏《神异传》、王浮《神异记》、张华《博物志》、郭璞《玄中记》、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王嘉《拾遗记》、戴祚《甄异传》、陶潜《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宣验记》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任昉《述异记》、王琰《冥祥记》、吴均《续齐谐记》、侯白《旌异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等。

从内容上看，数量众多的志怪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夸示
博物地理的琐闻；其二是记叙神鬼灵怪的故事。

前者深受《山海经》的影响，代表作为张华的《博物志》；后者与《穆天子传》一脉相承，干宝的《搜神记》堪称典型。

从数量上看，后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前者，而两者之间彼此又是相通的。

无论是夸示博物地理的琐闻，还是记叙神鬼灵怪的故事，它们的内容重在“张皇鬼神”和“称道灵异”。

世界上并没有神仙鬼怪，可是志怪小说的作者都是有神论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明言自己编书的目的是要证实三世轮回、善恶报应是可信的。

最典型的要数《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生卒年不详，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

少年勤学，布博览群书，以才气见称。

晋元帝时召为佐著作郎，领修国史。

因家贫，求补山阴令，升始安太守。

后王导请为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

平生著作甚多，著有《晋纪》二十三卷，时称“良史”。

所存《晋纪总论》是近代论说文名篇。

又搜集古今神奇灵异故事，撰成《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散佚，今本系后人缀辑而成。

这是一部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其撰写动机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和使“将来好学之士有以游心寓目”。

书中博采异闻，保存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世俗传说，富有现实因素和浪漫主义色彩，也夹杂了一些宣扬迷信的糟粕。

如《干将莫邪》，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狠残暴，歌颂了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韩凭夫妇》描写了宋康王霸占韩凭妻子何氏，逼迫他们先后自杀的悲剧，最后结尾化着“相思树”，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寄斩蛇》描写贫家少女机智勇敢，大胆斩蛇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智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此外也有一些爱情故事，如《紫玉韩重》、《董永》等，富于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人物性格比较鲜明。

《搜神记》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对后世文学艺术影响很大。

《晋书干宝传》云：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子墓中。

宝兄弟年小，不之省也。

后十余年，母丧。

开墓而婢伏棺如生。

载还，经日乃苏。

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

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

既而嫁之生子。

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

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

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