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摘要：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汉语言的许多方面及人们的哲学思想观念，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及社会的发展。本文从哲学思想、语言文化及文学等各方面探讨了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思想语言文化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的翻译传统源远流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曾经出现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代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运动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相应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冲击和影响。其中，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持续到北宋末年，历时1000多年，规模巨大，参译者众多，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佛经翻译本意为宣扬和传播佛教，却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成为对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理论、建筑、绘画、雕塑和音乐艺术等众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拟从语言文化和哲学等各方面分析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一、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佛经输入后，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与中国原有的老庄

哲学相结合，到南北朝时，这般唯心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盛阶段。隋唐时，佛经理论开始被同化成中国哲学，并出现了如天台华阴、禅冢等传授教徒的学校，他们利用佛经理论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问题。宋代，新孔学开始形成，一方面它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它吸收了一些佛教成分。佛教和新孔学二者强调自我修养，但传统中国哲学中，自我修养指“镇压暴动，治理国家”，不同于佛教，其意在帮助人们超凡脱世，得道成佛，新孔学派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就提出了“上帝法则的观念”，他们相信“天人合一”，只要天人合一了，他们的神圣使命“镇压暴动，治理国家”就完成了，很显然，新孔学派很好地运用了辩证法；批判佛教的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这样，中国哲学有了完善的本位论、价值论及关于生活的哲学体系。到了宋代，中国哲学完成了第一个“正面—反面—相结合”的过程，这就是“孔子—印度教款—新孔学”的过程，所以说佛经翻译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

二、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人类文化的交流，包括人群流动带来的语言的接触与变化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佛教的翻译过程中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或许，人们感受佛经翻译对我们语言的影响并没有比今天的翻译对我们的影

响深刻。日常生活中，报纸电视上一出现新词，我们可能立即就意识到了，并根据经验判断9/10的词来自翻译，如几年前“克隆”

一词的引入，然而佛经翻译对语言的影响难以感受到，因为那时通过佛经翻译输入大量的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今已成为汉语词汇的基本组成部分，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研究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个词出自佛经翻译。

首先，佛教翻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一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词汇，至今已广泛使用，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生活中常见的基本词汇。如：“真理”、“世界”、“现在”和“过去”等。如“世界”在佛教原义中是指时间和空间，“世”表示时间概念，“界”表示空间概念。佛经《愣严经》卷四中有文：“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知当今：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现在、未来为世。”从这段经文中还可以看出，“现在”和“过去”两词也是佛教中的概念，有为之事物终灭为“过去”，有为之事物正呈作用为“现在”，用来说明因果轮回。汉语中相当一部分成语、谚语来源于佛教故事、教义理论或禅宗典故，如“昙花一现”、“天花乱坠”、“作茧自缚”、“五体投地”、“点石成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等。二是翻译者在佛教翻译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创造了大量的与佛教相关的词语。如“塔”、“魔”、“如意”、“成就”、“刹那”、“慈悲”等。三是汉语中不少已有的词汇，在翻译过程中被赋予了宗教意义，如“空”、“解脱”等。

创造了梵汉合璧词。由音译和意译两部分组成的词称为合璧词。

这种词是佛经翻译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汉译的佛教词语中，不少是一半为音译梵文的汉字，一半是意译的汉字，如“禅宗”、“佛法无边”、“魔掌”、“走火入摩”等，这种方法至今被广泛地运用于翻译，如“基督徒（christianity）”、“霓虹灯（neonlamp）”等。

佛经翻译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而且改变了汉语语法。如长定语是佛教经文的特征之一，翻译时仍保留着许多长定语放在被修饰词之后的情况。出现较长定语无疑是受梵语句子的影响，尽管今天我们仍然把它当做一种翻译现象，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它，并渐渐地成为汉语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佛经翻译，就会发现许多倒装、并列、重复现象，这些现象同样也出现在汉语中，然而比例并不大。但在现代汉语中，我们非常熟悉这些修辞手法，以至很难意识到，它们是几千年前的外来语。还有结构上的变化，如“如是我闻”之类、“供养于诸佛”等，后来传到皮黄戏词里面，就出现了“打骂于他”，“取笑于我”的说法。

从文体上讲，佛经翻译对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佛经翻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应用平淡的语言，不同于魏晋时一贯的辞藻华丽、形式严格固定，著名学者梁启超观测到：佛经翻译“既不用骈文家的倚词俪句，亦不来古文家之绳墨格调”（罗新璋《翻译论集》，1984.64）。当时就出现了华丽、优雅的诗词形式和平淡、无影响的翻译语言形式同时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佛经翻译是一个新东西，唯以形式固定的文体，另一方面，佛经翻译人员

开始大多是外国人，他们不习惯于古汉语表达方式，辅助人员又是些佛教弟子，怀着恭敬谦诚之心不敢改变，于是那时一些译文中就出现了散文和诗并存的一种特有文体，它为唐代以后的诗和散文的复合文体打下了基础。当然今天的语文是五四运动前后才正式形成的，但不能否定：是佛经翻译为它的应用预播下了种子。

除词汇语法方面外，汉语音韵方面受佛经翻译的影响也有较大的改变，在翻译佛经时，汉文梵文译者都难学对方的语言，前者是象形文字，而后者是字母文字，译者难以记忆。于是他们根据梵文字母创造了汉字的拼音方式，业已证明汉字拼音的原辅音实际是在梵文的影响下于唐代形成的。音韵的另一领域韵律也有深刻的变化。中国古音乐中五声——工、上、交、子、乐，同时应用于汉语拼音，但现在汉语中只有四声，这也是受佛经翻译的影响而形成的。

三、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汉文学历史悠久，并历经了许多变化才发展到今天，现在人们多用散文写作，而不用诗，但诗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文学形式，并在唐代达到了中国文学的顶峰，许多那时的著名诗人和他们的杰作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引用。唐代以后，诗逐渐被曲、杂剧、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所取代，翻译学家们证明，这些改变是受经文翻译影响的。

印度文学很重视作品的结构，而且他们的文学形式多样，《普曜经》、《佛所赞经》、《佛本行经》本身是巨篇长史。其他的经文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