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论西方科技与中国科技的交汇专业：12级室内设计一班学号： 20121100401姓名：陈涛论西方科技与中国科技的交汇中国科技从领先到滞后，中间经历了明清之际二百多年的过渡期，时间大约从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诸多因素制约，最终未能抓住追赶世界科技的机遇，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做出总结，也值得各种认识彼此争鸣。

社会背景：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社会背景：明朝中期，统治者明成祖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允许外来科技传入中国，并积极学习外来西方科学技术，但随着国力的衰落，统治者害怕外来事物的大量传入，会蛊惑国民，威胁其统治，开始禁止对外开放和外来事物的进入，关起国门来自守。

最终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和对百姓的无止压榨，明朝毫无悬念的走向灭亡。

此时的少数满洲部落入主中国，取代汉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统治者吸取明亡教训，统治初期进行各个方面的改革。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此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过渡，开始由一个逐渐衰落的明王朝向强大的清王朝过渡，由汉人统治的国家转而有少数名族统治，在思想上和对外态度上统治着阶级的态度也明显发生变化。

然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明清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虽试图迎头追赶，整体还是逐渐落后。

原因：明清之际的西方社会，正逐渐经历着中世纪神学思想的统治，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宣传,和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世纪神学思想控制下的欧洲无疑文化落后，思想愚昧，是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正是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宗教在世界广大地区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名义上是为了恢复古典的文学艺术，实际上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借此名义来发展科学技术，此时的各种先进思想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终于解放出来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又将西方的封建制度彻底的打破，西方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发展起来的西方想要扩大版图和市场来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开始向当时的中国进行贸易并宣扬其宗教教义。

科技传播的途径：当时与中国进行最早和最多的的西方交流的代表并不是所谓的科学家，发明家，而是传教士，这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要想在中国真正的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必须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打好关系，进而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

西方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利玛窦进贡的《万国图志》和庞迪我奉命翻译的“西刻地图”，葡萄牙人阳玛诺有《天文略》，汤若望有《远镜说》，比利时人南怀仁有《坤舆图志》，康熙与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德理格合著《律吕正义》，反响不小，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

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传播的主要科技：明清之际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数学，以及武器制造。

历法方面：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３０００年的历史。

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

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

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２４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

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

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

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

以进行历法改革扩大名誉来是宗教更容易传入中国。

天文学方面：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

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

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２００多年了。

以及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１７６０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１７４４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

牛顿万有引力和力学三大定律。

数学方面：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

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

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

武器方面：近代西洋火器东渐既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工具”，也是与中国固有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

此时传入的欧式火炮——中国人称之为“红夷大炮”，该火器的技术性能远胜于中国的传统火炮，耶稣会士也出于宣扬天主教的意图，有意将火炮技术传入中国。

于是这种迫于现实需要与西人弘教愿望的结合，促成了红夷大炮在明末中国的广泛流传，中国火药、火器理论的形成在明后期，徐光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过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募购了80多门西洋大炮，从而拉开了红夷大炮传入中国的序幕。

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积极组织生产大炮。

各个阶层对此的态度：普通民众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持漠视的态度，由于本身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和封建思想的长期控制，普通民众仍固守本身的生活及思想方式。

知识分子及开明士大夫阶级积极引进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成为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核心纽带，识分子及开明士大夫阶级积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各类外来书籍，并广泛传播其先进科学技术，并且成为西方传教士接近统治阶级的重要媒介。

统治阶级方面，明清之际统治阶级经历了由明后期的万历皇帝，到清初期的乾隆皇帝的不同统治阶段，各个皇权中心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因各个时期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大多的统治阶级都是部分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并未大规模的引进，并且学习吸收的并不深入，所以导致了最后的落后。

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传教士结合科学技术传播的手段使西方科学及时开始在统治阶级中产生影响。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和繁盛时期。

在康熙时期，统治阶级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并任用外国传教士南怀仁为官，命其专门从事西方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制造，并安排了许多知识分子从事外来书籍的翻译研究工作。

然而从1723 年(清朝雍正元年) 到1795 年(乾隆六十年) ,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日趋衰落的阶段。

在罗马教廷发出禁止天主教中国教徒祭祖尊孔的指令后,雍正皇帝推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将各地传教的教士驱逐出境,关闭教堂,严禁中国民众信奉天主教,只允许少数有天文数学等知识的西方传教士留在京城宫廷为朝廷效力。

雍正皇帝及以后的乾隆皇帝的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华传教遭到沉重的打击。

但由于清朝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及吏治的日趋腐败,清政府的禁教并没有使天主教在华势力完全消失,在一些地区,天主教的秘密传教活动仍在进行,中国教徒也保留相当的数目。

随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和强化,中西文化交流亦陷于衰落,曾经成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已经大为减弱。

西方科学技术传播的影响：首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科学开始发生变化。

这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图测绘等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 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的测量和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

这对中国科学近代化历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改变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普遍的空谈现实，开始向注重实践考验的方面转变。

随着明代后期封建统治危机的加剧,知识界开始对这种空谈心性的理学予以反省和批判。

恰逢此时,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

这就大大丰富了我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缺陷的认识。

尤其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

这也就为后来明清之际我国朴素唯物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推动。

再次，这改变了明清时期我国统治阶级及其他阶层盲目自大的思想观念，冲击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局限想法，促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面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

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知识界一贯认为中国居于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比任何“外夷”的文化都要优越,只有用华夏文化去教化和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即所谓“华夏中心”或“用夏变夷”论。

明清之际西方的快速发展即科学技术的不断超越，震惊了包括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使中国明白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国家，西方还是有超越我们以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传统观念一旦受到冲击和怀疑,中国知识界就开始重新估价自身和重新审视外部世界。

这对于打破几千年封闭、保守的状态是大有益处的。

当然，伴随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肆传播也产生了许多的弊端。

首先，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媒介进行的，既然是传教士，那他的主要目的必然是广泛的传播其宗教教义，扶持教徒。